使鎮邊。”如果一個將帥有勇，而行事不夠慎重的話，就有“輕去就”的傾向。因為有勇，所以決策時不免摻雜個人的主觀好惡，而忽略了整體大局的考量。這樣的將帥是不適合鎮守邊疆的，應該用有仁德持重的鎮守邊疆，才可常保邊界的平安。我們再去讀歷史，常常看到某一將領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會把他調回來，當然，也有的調錯了，乃至因而亡國的。如明朝末年，熊廷粥鎮守東北，把滿洲人擋住了，最後皇帝被奸臣矇蔽利用，把熊廷粥調回來，乃至論死。假如說皇帝混蛋，本來他在宮廷里長大，對外面事不全懂，實在就無話可說了。但這些職業皇帝也滿聰明的，他從左右大臣那裡聽來的理論，比我們書本上得來的多，公文比我們看得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幹得好好的將領調回來，也自有他的道理，因為犯了他內心上的妒忌。換什麼人？“使仁德守之則安矣！”換一個大度雍容，有仁德、識大體的人坐守邊疆，不要打起來就好了。讀了這一段，再一想歐美各國的作風，都有他的道理。在我們看來，他們的這種做法全錯了，但不要忘了，我們是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批評，就我們目前的觀點而言。而在他們的立場，只希望他這一代不亂，安於現實就好了。

由這裡知道，書本上的道理到底對或不對，很難評斷，同一個道理，同一個原則，用對了就有益，用錯了就有害，所以知識這個東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個人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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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智惠（“惠”通“慧”）的反面。聰明才智的人，心思靈敏，很有智慧，用之於正，對社會有貢獻，而相反的就是好，做作，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說苑》這部書上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權謀就是手段，手段本身並不是壞的名詞，聖賢講道德，道德也不過是一個手段，仁義也是一個手段，這並不是壞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動機，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門的人，即使用仁義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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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美貌的反面，用人先看相貌好不好，態度好不好。古今都是如此，距離我們比較近的清朝幾百年歷史，尤其晚清，有一個人一臉麻子，考取了進士，最後廷試，要跟皇帝見一面的時候，本來是狀元，結果因為是麻子，而換了別人。風度好，相貌好，也是件好事，並不是壞事，去做外交官或政治上需要講究儀表的人物，本來很妥當，如果利用自己的美貌去搞男女關係，去縱慾，這就是貌的反面。

總括說這五個條件，一個人夠稱得上士，具備了某一個條件，但是不能善用其所長，反而把優越的條件變成所短而弄成反面的，還是很多，這就失去了士的原本素質了。

姜太公論三明

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反明罰也。明察則人擾，人擾則人徙，人徙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惡；不知所歸，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晉劉頌曰：凡監司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志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許在不犯之地，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以治而亂也。

這是引用姜太公的話，就明罰、暗察、明賞等三明的反面而談治亂。

明罰，是說刑罰，管理得太嚴，動不動就罰。罰得嚴厲，大家都怕，但不要以為怕就可以嚇住人，老子就提過這個原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到了某一個時候，並不怕死的，所以過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發生變亂。

明察，凡事都對人看得很清楚，調查得很清楚。這就使人感覺到被擾亂、受干涉，為了避免干涉，於是逃避遷走了，不安其處，也容易形成社會的變亂，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國的政治，過去總講厚道，要寬容一點。

明賞，動不動就獎勵，這樣好不好？獎勵過頭了也不好，人的慾望不會滿足的，愈來愈不滿足，一不滿足就會發生怨恨了，最後便變成仇敵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對於幹部的統率管理，能夠做到沒有好惡，過太平日子，達到平安兩個字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太平。

換句話說，反經告訴我們，任何一個辦法，正反兩端，有如天平一樣：只要有一端高一點，另一端就低一點，不能平衡，問題就出來了。

最後引用晉朝名臣劉頌的話作這五個反面的結論。劉頌說：政府中負有監督責任的人，為什麼只注意大的地方，而對於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注意，因為每個人小的過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