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篇報道，一家新加坡人開的紅酒廊，老闆娘和該報記者把酒大談紅酒的文化品味，依依惜別之際，老闆娘豪爽地提議乾杯，並且補充道：“是朋友就要乾杯！”

這些言行最初令我十分茫然，不過轉念一想，人家也有道理：你越乾杯，我的酒銷得越快，在乾杯一事上，幾乎沒有一家在中國有生意的洋酒公司提出過異議，“不提倡也不反對”就是他們最紳士的風度。

不過我還是相信，洋酒公司大班們對於拿洋酒乾杯的行為，在心底裡還是會有幾分惻隱，有幾分鬱悶的。只是在一個全球化的市場體制之下，鬱不鬱悶就由不得他們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很早就預見到資本主義是為一群未知的消費者提供產品的。消費者才是“乾杯”者唯一真實的身份，而且是“未知”的一群，所以，你幹你的杯，我賣我的酒，眼不見，心不煩。所以，乾杯吧，你們這些“已知”的托馬斯曼。

考土豆

馬鈴薯和番薯，一根一莖，本不見於中國，而是五代至明代期間自域外引進，屬於早期“胡食”的一種。

目前，馬鈴薯已成為我國的主要糧食作物，在重要產區如黑龍江省，種植面積已達三十二萬公頃，相當於當地水稻種植面積的五分之一。若不是土豆躲在地裡既不顯眼兼且樣子難看，“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只怕要改作“漫山遍野的土豆高粱”。

位於安第斯山脈的秘魯和玻利維亞一帶，據信是馬鈴薯的發祥祖地。而今，全世界已經有一百多個國家種植馬鈴薯，年產量高達兩百九十萬噸，重要性與小麥和稻米並列。這種名副其實的“草根”食物，具有頑強的適應性、高產、豐富的營養和澱粉質、易飽脹、便於久貯、煮食快捷，而且在地底生長，不易遭到破壞及盜竊等等先天性的優越性，十六世紀中葉自美洲引入西班牙以來，在其後的兩百多年裡曾經幫助歐洲人捱過了世上數次重大的饑荒和戰亂，同時造成了人口爆炸。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這樣的土豆高產地區，從一七五零至一八五零年，人口增長三倍，至於貧民階層的成長又比其他階層來得迅速，相信與土豆的廉價有關。無論如何，這正是工業革命的物質基礎。

馬鈴薯被引進中國的確切年代暫不可考，但可以相信的是，馬鈴薯和十六世紀由衣索比亞經緬甸傳入中國的高粱，葡萄牙人同期經澳門引進的玉米和白薯，對於中國的人口增長起到了決定性的“床下”作用。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中國人口在八千萬的基數上開始激增，乾隆六年，為一億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乾隆六十年，翻番至兩億九千七百萬。

馬戛爾尼勳爵因而寫道：“美洲的發現與航海活動給中國帶來了也許同歐洲一樣多的好處。”今天看來，實在讓人有點啼笑皆非了。

為全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馬鈴薯，在東、西方不同的文化中卻一直揹負著不良的意義，是植物裡的豬。

對馬鈴薯原產地美洲出的土陶瓷所作的放射性碳定年測試結果顯示，馬鈴薯在至少七千年前已被栽培歸化。在前哥倫比亞時代的秘魯和玻利維亞，馬鈴薯不但是當地居民的主糧，而且是文化和宗教的重要元素。印加人崇拜的女神Aro…Mamma，就被尊為“馬鈴薯之母”，印加人並且用馬鈴薯來做隨葬品。

帶著這樣一種對於歐洲殖民者完全異質的文化背景，馬鈴薯在一五六五年首次被引入歐洲時，是作為一件禮物呈交給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手上的。在隨後的幾年裡，馬鈴薯主要是在歐洲各地的植物園裡被當作異域稀有植物展出。而在十八世紀之前，歐洲人普遍覺得馬鈴薯的形狀古怪、恐怖而且不祥，更不知道馬鈴薯應該怎麼吃以及哪個部分可以吃。當然，還是有人做過勇敢的嘗試：由於馬鈴薯與番茄同屬茄科，外形又似勃起的蔭莖，一度被歐洲人當作催｜情劑使用。

Larry　Zuckerman在《馬鈴薯——改變歷史的貧民美饌》一書中寫道：“過去這四百多年來，馬鈴薯受盡了西方世界對它的鄙視。西方社會曾害怕、懷疑、輕視及嘲笑馬鈴薯。甚至到今天，我們仍使用如‘沙發馬鈴薯’或‘馬鈴薯頭’等負面用語。”

奇怪的是，即使是漢語文化亦沒有替馬鈴薯恢復名譽。“馬鈴薯”這三個漢字，通常只是一種書面用語，“土豆”才是馬鈴薯常用的中文姓名。儘管“土豆”並不用來直接傳達貶義，但是在某些語境中，確有明顯的“木訥”，“愚蠢”以及“消極”的含意。

如果說土豆的大量種植曾間接促成了工業革命，推動了資本主義的勃興，那麼二百年後，土豆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浪潮中，再一次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