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快的時間內使雙方共同達到醉的高潮則更合乎快樂和道德原則。因此，乾杯具有一種極其豪氣甚至近乎悲壯的精神和氣概，你去看那些乾杯的人，舉杯仰首的那一刻大多神色肅穆，很少有嬉皮笑臉的。

國人雖然以善於“乾杯”及敢於“乾杯”稱霸於世，不過，要讓一個人中國人把杯子裡的酒一口喝乾，口頭上往往也先得做一系列耐心細緻的思想動員工作。

思想動員工作的說辭汗牛充棟，且各地有各地的語式和風格。即使像我這樣極少出席“乾杯”場合而且說不幹就不幹的厚顏無恥之徒，也知道“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的厲害。除此之外，“乾杯”還有形形色色的不容置喙的理由，例如遲到先罰喝三杯、講錯話自罰一杯、表示敬意先乾一杯，至於酒令猜拳打通關之類，更是令人難以抗拒。

我覺得，北方人通常比南方人善飲，除了天賦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北方方言能把“乾杯”二字說得鏗鏘有力，義正詞嚴，事實上，“杯”字是常常被省略的，嘴巴里吐出來的只有咬牙切齒的一個字——“幹”！比較起來，如果讓南方人來發這個音，就婉約得有點可笑了。

幹起杯來連命都不要而且什麼酒都敢“幹”的臺灣人，卻從不直接使用這個“幹”字，而是高喊“乎幹啦”，前後各加了一個助詞，我想，單一個“幹”之所以說不出口，可能是因為那樣聽起來簡直就是一句罵人的粗話。此外，臺灣人還有一種逼人乾杯的婉轉說法，叫做“杯底毋通飼金魚”，意即閣下若不把酒一口“悶”掉，難道欲在酒杯之中飼養金魚乎？

廣東人也不太喜歡使用這個“幹”字，因為他們一向視水為財，“幹”字於水不利，故“豬肝”被改成“豬潤”，“乾杯”則被呼為“飲勝”。

不管怎麼說，勸人或逼人乾杯是一門語言的藝術，一項樂趣無窮的遊說工作，是男人與男人之間的調情。

我們幹起杯來的英雄主義氣概，絕對是可以嚇蠻的。這不僅是因為我們的酒量大，膽氣豪，更重要的是，我們敢於把老外們用三根手指拿捏著晃來晃去半晌也呷不上半口的洋酒“滋兒”一聲地喝它個底朝天。

白酒、黃酒之類的國酒就不用說了，它被從酒瓶裡倒出來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乾杯。當然，啤酒可幹，威士忌可幹，葡萄酒亦可幹，至於最受我們歡迎的各種品牌的法國XO干邑，國人皆曰可幹，誰叫你姓中帶個“幹”字？不干你幹誰？

這正是中國飲酒文化中最遭人詬病之處。換句話說，白酒、黃酒你要拿來幹，再不健康，再不文明，也還是屬於中國人的內部事務；進口的威士忌、葡萄酒你也要幹，其後果的嚴重性就難免會涉及到我們的國際形象了。

其實，任何一個對洋酒以及洋人飲酒習慣稍有認識的酒徒都會告訴你，除了俄國人的伏特加之外，絕大部分洋酒都是為了味覺而存在的。因而，需得耐心嗅之、含之、玩之，然後才是緩緩咽之，如此方能充分體驗到酒味的變化多端，是一個探索性的過程。與此同時，不同的酒往往還得於不同的菜餚相配合，以利於美味的互動式演繹。大口乾杯，暴殄天物，連酒也喝不好，還能奢談什麼品味呢？

洋酒到底是以深飲為好還是以淺酌為佳，並不涉及到品味這個駭人聽聞的問題，更多還是因對酒之功能的不同理解所致。在大部分中國飲者的心目中，酒其實是一種藥，或者說是一種藥性高於味覺之物，主治憂鬱及煩惱。與洋酒相比，中國酒大都聞起來很香，但是喝到嘴裡卻沒有更多的變化，往往是一把燒刀子一燒到底，因而更適宜用於乾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一口氣喝完有助於味覺的激發。乾杯的動作與服用湯藥實在很像，反過來說，從來也沒見過有人對藥去做什麼細細的品味。

作為一個不會喝酒的人，我其實沒有資格對旁人拿洋酒“乾杯”的行為說三道四，我不願意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我知道經常對這種行為作出猛烈抨擊的大多是不相干的人，而釀洋酒和賣洋酒的老外，其實是很贊同乾杯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廈門還不算是一個消費城市，距離賴昌星在該地設立他的銷金總窟還有些年頭，我認識一個駐在當地的洋酒代理商香港人Blues。一天晚上，有人在某個夜總會里連幹了三瓶路易十三，還要再開兩瓶。於是Blues於夜半三更在床上接到了夜總會老闆請求送貨的電話。一向任勞任怨的Blues一邊安排人手送酒，一邊駕車前往辦公室給總公司起草一份報告，主題是“廈門的干邑市場前景看好”。

最近，我在上海的一份時髦報紙上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