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形成一種制度時“一妻”地位才有了基礎。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婚姻形式並不等於婚姻制度。婚姻是得到習俗和法律承認的兩性結合方式，而制度化的婚姻有賴於法律的出現。血族婚是原始人類的第一種婚姻形式。而後，亞血族婚的配偶範圍逐漸縮小，異姓的同輩男女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對偶同居，便成為對偶婚。這樣的婚姻形式，簡單的說都是出於原始的本能，是物種為了延續自身族群的需要而出現的兩性結合的形式，它無法固定化和長期化，所以也就不可能形成婚姻制度，而“一妻”地位更是無從談起。真正為古代婚姻制度形成奠定基礎的是一夫一妻個體婚的出現。在社會財富開始出現私有化，但尚階級未形成之時，形成的這種個體婚有兩大特點：一是產生了愛情的萌芽。愛情具有專一性和排他性，這就從意識深處排斥群婚的存在。二是出現了共同經營的家庭經濟。這使個體經濟從母系氏族中分離出來，並逐步成為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夫一妻制“決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它同個人性愛絕沒有任何共同之處”。這種經濟化的兩性結合，將婚姻拉攏到國家或者社會利益之下，為了維護這種利益，將婚姻制度化勢在必行！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階級出現了，而國家的建立正是社會階級分化的結果。夏、商、西周是我國的奴隸制時期，原始社會所潛在的巨大慣性，使得原始的婚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了下來。可考的歷史證實：我國商朝實行多妻制且妻妾界限不嚴。奴隸主貴族還實行滕嫁制度，具有對偶婚“與長姊配婚的男性有權把她的達到一定年齡的妹妹也娶為妻”的“妻姊妹婚”的痕跡。西周時期在婚姻上實行一夫一妻制，但納妾不限，至此一夫一妻制最終確立，為“一妻”地位維護設定了制度平臺。本文中，筆者考察“一妻”地位的維護，主要從夫妻關係、妻妾關係兩方面加以論證。

《孟子》齊桓五禁，一曰無以妻為妾。是關於亂妻妾位的最早記載。秦朝時，最先以法律的形式對重婚加以界定，並規定了具體的懲罰措施。《法律答問》載：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闌亡，相夫妻，甲弗告情，居二歲，生子，乃告情，乙即弗去，而得，論可也？當黥城旦舂。”具體是說：一女子甲離家出走，而另一男子也是擅自逃跑，而兩人結為夫妻，甲隱瞞真情，兩年後才告知真情，乙並沒有拋棄甲，問甲當如何處置？答曰：當處五年徒刑。在上述事例中，雖明顯處罰了女方，但這並非男權思想的產物，相反，在秦朝的家庭關係中，夫妻比較平等。法律答問中妻悍夫毆笞之，依常人傷律之。《刻石令》雲：夫為寄逐假，殺之無罪。而在婚姻制度方面，秦朝實行一夫一妻制，《法經？雜法》規定：夫有一妻二妾，則刑？，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由此可見，秦朝關於婚姻犯罪的認定上不會有太多的男女偏見，而是追究主要過錯方。漢朝在婚姻制度方面發生了新的變化。在《漢九律》中亦規定“亂妻妾位”屬於犯罪。其中《恩澤侯表》記載：孔鄉侯傅晏，坐亂妻妾位，免。漢律已明顯表露出婚姻身份化的趨勢。

唐朝嚴禁“有妻更娶”和“以妾為妻”，《唐律疏議？戶婚律》規定：“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減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離之”。同時對“和娶人妻”加以規定：“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即夫自嫁者，亦同。”此規定性質相當於今所謂之重婚罪。在婚姻制度上唐朝實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男子的性特權為封建法律認同。“夫為妻綱”的思想侵透到中國古代婚姻制度之中。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男帥女，女從男”（《禮記？坊記》）。同時在妻妾關係上，《唐律疏議？鬥訟》規定：“若妾犯妻者，與夫同。滕犯妻者，減妾一等”。同時又規定“若妻毆傷殺妾，與夫毆傷殺妻同。過失殺者，各勿論”。宋律基本沿襲唐律的規定，《宋刑統？戶婚律》亦規定：“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即夫自嫁者，亦同。”《宋刑統？鬥訟律》規定：“若妻毆殺傷妾，與夫毆殺傷妻同。過失殺者，各勿論。若妾犯妻者，與夫同。滕犯妻者，減妾一等。”

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在廣泛繼承唐宋以來封建法律原則和制度的同時，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婚姻規範方面《大明律？戶律？婚姻門》規定：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離異。同時對納妾也進行嚴格的限制，規定：其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許娶妾，違者，笞四十。《大明律？戶律？婚姻門》又規定：“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並改正。”關於妻妾地位《大明律？刑律？鬥毆門》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