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背囊越來越大，它從那所地質學院開始裝入錘子羅盤儀之類，而後又是03所之後的簡易帳篷以及野外勘察的全部家當。從此它就一直伴隨了我，成為自己最親近最不可分離的東西，好比蝸牛身上的那個螺殼。與少年時代的奔走不同的是，現在我已經成為一個長途旅行的專門家，一個集專業興趣與特別癖好於一身的怪物。一個從十幾歲就因為家庭磨難而不得不逃入大山裡的人，後來成為這樣的一個人也許是自然而然的。習性不改，雙腳難收，這就是我對自己最恰切的解釋。所以，當我在出生地那兒發現了一塊稍稍能夠安定下來的角落，那種巨大的驚喜也就不是別人所能理解的了。

與梅子稍有不同的是，我的朋友往往把那個葡萄園當成了一塊飛地，他們大概以為那是一處盛滿了閒情逸致的什麼世外桃源，壓根兒沒有想過那裡也會有艱難的勞作，沒有想過每一寸綠陰都是汗水澆灌出來的。在那裡，我和朋友柺子四哥夫婦，還有一大幫朋友到底經歷了怎樣的煎熬，他們既不去想，也沒有傾聽的興趣。這是一種無法醫治的城市病，是它的反射和投影：自己在一個地方飽受煎熬之後，就對另一塊土地作了概念化的想象，並且願意待在那樣的幻覺裡，進而將幻覺當成依據。再後來，他們內心裡的嬉戲和頹唐還會化為辛辣的譏諷，拋向辛苦勞作的朋友。我有時候與他們在一起，內心裡會泛起一種苦澀，一種憤憤不平。我真想讓他們親自去經受那些磨礪之後再來與我對話。他們有時不停地抱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