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導財閥的形態，國家雖然扶植財閥但也能規制財閥。1987年以後南鮮的民選政府開始漸漸被財閥所左右，則出現“鐵打的財閥，流水的總統”現象，屬於財閥主導國家的形態。

其中，國家的權力因為金錢選舉和三權分立而被大大削弱，國家元首成為壟斷資本的代理人。

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南鮮政府對財閥企業的態度在規制和合作之間左右搖擺，可以看作是財閥和國家相互依存的形態，強調國家權力干預與市場適應的有機銜接。不過，就本質來說，這種特殊的“互助”關係其實就是變種的“官商勾結”模式，由此為南鮮等一些國家埋下了“鉅商富、官員腐”“財閥獨大、家國式微”的禍根。

各大財閥在國家邁向民主化階段時實現了華麗轉身，其搖身一變從聽命於威權政府指令的弱勢群體一躍成為掌控國家經濟命脈、令民主政府式微的關鍵一方，諸如“三星帝國”等說法不脛而走就是最好的反映。當國家經濟蛻變為“財閥經濟”後，政府力量對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也就無法展現出來。

南鮮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或者說貧困化現象主要是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開始的，是多種原因綜合的結果。危機爆發後，南鮮企業大量裁員，導致失業率快速上升，這些失業者被迫進入低收入服務行業或中小企業。

在財閥資產繼續膨脹的這些年來，南鮮本身的平均GDP增長率已經下滑到不足3%。2018年，南鮮的GDP增速僅為2.7%，創六年新低。而家庭債務總量高企、年輕人就業不足等痼疾卻沒有絲毫解決的徵兆。

事實上，從金泳三開啟“文民政府”新篇章以來，此後的歷任南鮮政府都致力於革除“財閥經濟”這一弊端，致力於斬除“官商勾結”的“財閥政治”禍患。

金大中時期藉助亞洲金融危機之際，曾經一度出手整飭南鮮財閥體制，包括公司治理制度改革、更嚴格的資訊披露制度、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並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財閥體制已深入南鮮骨髓的現實，令金大中政府和此後的政治強人盧武鉉總統也不得不畏首畏尾、瞻前顧後，始終拿不出切實可行的革除財閥方案。南鮮歷屆總統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倒下，幾乎無一倖免，被稱為“青瓦臺詛咒”。

甚至連周方遠重生前的最新任總統也不是沒有舉措，文在寅總統以“干政門事件”為中心試圖斬斷“官商勾結”鏈條的努力，也被從寬審判三星太子李在鎔案擊得粉碎。與其說這是文在寅政府對財閥經濟的網開一面，不如說這是南鮮歷任政府共同的無奈之舉。所以說，想要在南鮮發展，和政府搞好關係是沒用的，相反，和各大財團搞好關係才更加重要。

所以，在周方遠來南鮮的第三天，就接到了一份邀請函。

是三星李家發來的，邀請周方遠赴宴，算是周方遠和南鮮財團合作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