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去不大，但綜合起來，已經是一股不小的勢力了。

最近兩年遠方集團就這麼悄無聲息的成長到了這種程度，猛地一看到這些內容，足以讓人感到驚歎了。

其他方面的訊息更多，已經不用看了，這些內容已經足以堅定三星等財閥和遠方集團合作的心思了，他們是米國的小弟不假，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想法啊，而且在商言商，他們也不完全願意給老大輸血啊，自己也想要更多的發展。不要小瞧智慧手機，一款小小的手機，代表了未來的通訊方式，代表了更多的資訊流通，任何一家有野心的大公司，大抵都是不願意放棄這一塊的。只是大多數大公司原本就沒有這方面的基因，想要從零開始太難太難。遠方集團算是抽了個空子，抓準了傳統手機和智慧手機交替的時間點強勢入場，這才一舉扭轉了局勢，換做其他公司，想要複製這樣的方式，那真的是太難太難了。

而只要得到了這才財閥的支援，遠方集團在南鮮不說橫著走，那太誇張了，但起碼沒人會跳出來為難他們了，其他財閥不會，南鮮政府更是無能為力。

真的是無能為力。

說南鮮是財閥控制的國家，這絕對不是一句笑談啊。

南鮮財閥有一個專門的英文單詞“Chaebol”，由韓文直接音譯而來，意為“擁有巨大財富的宗族”。南鮮經濟命脈掌控在幾大財閥手中，以三星為代表，不少人直接把南鮮稱為“三星共和國”，說南鮮人一生難逃三件事，“死亡、交稅和三星”。而從李秉喆創立三星之始，到兒子李健熙，再到孫子李在鎔，三星的三代人都觸過刑，但“運氣”也都特別好。在這個國家，“政商一體”的傳統和黑幕重重的臺下交易早已不是秘密。

回顧南鮮經濟崛起的“漢江奇蹟”，財閥功不可沒，同時它們攫取了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大多數利潤。儘管難以根治的“財閥病”令南鮮人十分頭疼和惱怒，但南鮮經濟發展一時之間仍無法從財閥體制中抽身走出。在南鮮經濟無法擺脫“財閥經濟”為基礎的當下，南鮮政府的頭等任務顯然是提振經濟發展，對財閥的治理雖然不宜緩，但更不宜猛。否則，難以承受之重的致命打擊，將令南鮮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

在南鮮，大大小小企業的所有者一家對自己的傭工或一般市民作威作福的事件經常發生。

比如大韓航空的韓進集團會長夫人李明姬曾對建築工人又推又罵，被警方問話。而她的二女兒趙顯旼，曾是“潑水門”事件當事人，在一次會議上辱罵廣告代理商，朝人家臉上潑水，囂張至極。種種事件的發生讓南鮮國民至今對財閥家族並沒有什麼好感。不過，大部分南鮮人都承認，財閥是經濟開發時代的產物。南鮮作為後發國家，為了發展經濟而不得不選擇了以財閥經濟為中心的這條路。

這話，可能有人不認可，比如說華夏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兩國的差別也太明顯了，華夏文化底蘊深厚，地廣人多，資源充沛，完全不是南鮮能比的。加上南鮮地處半島絕地，北面是老冤家北朝，又夾雜在華夏和米國兩大巨頭中間，它的地理位置註定了他，不可能擁有自己的自主權，總是要被一方操控的，只看哪一方更加強大罷了。

20世紀60年代，朴正熙曾發動軍事政變，奪得了南鮮的最高權力。他上臺之初，也曾經試圖對壟斷經濟的財閥進行打擊，甚至採用沒收財產的辦法。理由是他們的財富都是透過與前政府的勾結非法攫取的。彼時，南鮮經濟處在“低投資—低生產—低收入”的惡性迴圈之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足100美元，是當時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朴正熙很快就發現，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在不計其數的小企業面前顯得十分乏力，而財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經濟力量。最後他不得已釋放了90%以上的企業家，但條件是他們必須與政府合作。

那些順從政府、忠實執行政府政策的財閥，往往能夠獲得極其優惠的金融貸款和財政補貼。

而在有些產業，一旦獲得生產許可證，則幾乎形成市場壟斷。此後，政府、財閥、銀行三者之間逐漸形成了緊密的聯合體，甚至被形容為“魔鬼三角”，共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漢江奇蹟”。根據南鮮金融監督院的資料，1989年南鮮前5大財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佔比已經上升為60%以上，前30大財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佔比更是高達95%。

在南鮮從積弱積貧邁向成長繁榮、創造“漢江奇蹟”的過程中，政府與財閥之間形成一種“榮辱與共，同進同退”的非典型“互助”關係。朴正熙時代的南鮮政府和財閥的關係基本屬於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