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之間的矛盾，作出這樣的判斷，這就叫膽略了。

郭嘉敢提出來，曹操敢於拍板，所以，主擇臣，臣亦擇主，智士能用，在於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發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實的。

三國時期，像這樣有遠謀高見的智士，並非只是曹操帳下的荀彧郭嘉兩位，甚至在袁紹軍中，也曾經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敗在了不會用謀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優柔寡斷，疑而不決的性格毀掉了。

所以，更關鍵的是要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成果得到應有報償的曹操式的決策者。韓愈悲嘆“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識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識人，有人也等於無人。毛澤東同志講，“路線確定以後，幹部便是決定因素”，也就是這個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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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南陽的諸葛亮

《三國演義》這部小說，除了帝王將相之外，確實也無其他了。看不到一個有具體面目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一個有具體面目計程車兵。甚至人類的另一半，在有名有姓的女性人物中，除了貂蟬是著力描寫者以外，其餘像蔡夫人、孫夫人，乃至大喬小喬，筆墨都是微乎其微的。全書以很大的篇幅寫戰爭，那是“將”的事；同樣，以很大的篇幅寫權謀，那是“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