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茨威格那樣壯烈自殺的作家，文化革命迫害了中國的絕大部分作家，但也只有老舍先生、傅雷先生，才採取斷然結束生命的做法。這也是中西文化差異的所在，中國文化人對於生命的價值觀念，遠遠要比自由、愛情、理想、真理、尊嚴、人格……看得重些。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諷刺，就是因為不願很輕易地拿生命為賭注而來的。因此，有史以來，開國之君，來自文化偏低的階層者為多，不是一介武夫，便是起義農民。

劉邦是流氓無產者，當了皇帝之後，還把儒生的帽子拿來作尿壺用的，這決不是他的瀟灑，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對於知識，對於知識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這樣一個認識水平的，並不多。所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誰擁有人才優勢，而且給人才創造一個“各盡其能，各展所長”的良好環境，誰就會在競爭中佔上風。

三國時期，曹操講求“唯才是舉”，哪怕“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的網羅，即使在現在社會里，有如此識見和氣度的領導，也不多見。當時，在許都，可以設想，是一個多麼人才濟濟的興旺局面。就以文學來說，現在我們所講的建安時期文學的繁榮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圍。至於那些政治上、軍事上的謀士，則更是曹營中的骨幹力量。

官渡之戰，是決定曹操能不能立足於天下的最大考驗，不消滅這個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的勁敵，曹操一天不得安生，連覺都睡不踏實的。而且，袁紹手下的謀士，像許攸、沮授、審配、郭圖，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戰，也是一場謀士之戰，結果，由於袁紹“多疑而寡決”，手下謀士又分幫結派，紛爭傾軋，可以打贏的仗，也打輸了。而曹操之勝，應該說，很大程度獲益於他的這些謀士的高明對策。

官渡之戰，久攻不下的時候，曹操也動搖過的，因為幾無隔宿之糧，乾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這位謀士給曹操寫了封信，信內建議：“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以弱戰強，正如狡兔和鷙鷹搏鬥，只有一口氣不停地拖著叼住它的鷹向前奔走，愈到最後時刻，愈不能洩勁，堅持到底，才是勝利。哪怕稍一遲疑，全盤皆輸，必然會成為鷙鷹的一頓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後，他給皇帝上表，給荀彧請功。

曹操在這份《請增封荀彧表》中，說得相當實事求是。“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眾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他還設想，“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眾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所以，曹操承認荀彧的謀略，“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這樣敢於襟懷坦白，承認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臺上，一握住麥克風，必哇啦哇啦發一通不切實際的指示，講一些不鹹不淡的話的先生們，有曹操這點自知之明，倒是臺下聽眾的福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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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唯才是舉（2）

另一位年輕的謀士郭嘉，也是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擊敗袁紹，擊敗袁譚，袁尚、袁熙西遁烏桓蹋頓以後，力主乘勝追擊，為統一北方，作出了傑出貢獻。所謂“智士勞心”，就是不僅能夠準確地把握住###不定，變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當，進退適宜的決策，而且應該能夠高瞻遠矚，在看到今天的同時，看到明天和後天，來作出與現在相銜接，而又與未來相吻配的正確決斷。

當時，曹操部下對郭嘉的謀略，不以為然，是有爭論的。認為在取得如此輝煌的討袁勝利之後，揮師南下，圖劉表荊襄之地，不失為佳計良策。因為袁紹敗後，唯劉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遠征烏桓，許都空虛，倒有可能受到劉表、劉備襲擊之虞。這種憂慮，也是不無道理的。

然而郭嘉卻敢於悖眾出言，建議大軍西征烏桓，置劉表於不顧，這種出人意料的謀略，也難怪只有曹操才能賞識。他說：“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因為不掃除邊庭，消滅隱患的話，就不能鞏固北方，確保中原，當然更不用說實現越江而下，囊括江東、荊襄、巴蜀的宏圖了。然而，對於劉表會不會派劉備乘虛而入的可能，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說：“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他是掌握了劉表的弱點，和劉備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