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難實無以復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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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已有及早引退與隱遁之想（1）

陳布雷在陪都重慶後期（自1943年到抗戰勝利），一方面是為了抗戰，一方面是為了報蔣知遇之恩，帶病工作，內心仍極痛苦和矛盾，時時作引退和隱遁之想，而且經常自責自問，回顧從政幾十年之心境，在日記中雜感、回溯最最明顯。

如1943年7月20日有一“雜感補記”頗詳而真實：“餘體質荏弱，學問無根底，而性情過執，感覺敏銳，且行動最苦羈束，不能堪緊張繁複之生活，及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後，以深感自身決不宜於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緣牽率，終不能重歸我新聞記者之舊業，自二十一年到南昌，次年受任侍從室職務，初雖不慣，後亦安之，自謂此職較之其他獨當一面之職務於我尚屬比較相宜，且介公左右，有一比較淡薄而無企圖之人，以文字給乎其間，或亦有此必要，而我能有所裨補，然自三十一年以後，抗戰局勢日益開展，已自覺此職非餘所宜久任，以魄力不足學問不足，而體格精神更不足也，入今年來則自覺不適宜之點更多，其最大症結為接觸承辦之事務單位日多，一般同志之作風喜向外鋪張，而餘為主張收斂範圍，趨於平實之一人，此於調協見解，不免勞而無功德，徒然結怨，再則介公以精勤惕厲之心，入本年來屢次暗示擴張侍從室之業務，且從種種方面督率侍從室向愈緊張愈繁複之途徑以趨緊張，已非所勝，而繁複紛冗，治事益棼，更為餘內心所不敢苟同者，此數月間內心痛苦，要以此事為最甚，輒復記之。”1944年10月10日日記中陳布雷又作了一簡短回顧：“……今日為國慶日……念光陰迅速，匆匆三十二年，當武昌起義之時，餘適在天鐸報，少年意氣凌厲，曾撰《談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緣，許身黨國，今建國之業未就，而餘已年逾五十，居機要之職位，無絲毫之貢獻，不禁感慨系之……”。陳布雷在自我回顧自我反省同時也常常摘錄一些別人著作中之心得體會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以修身，如1944年4月7日日記中就摘錄了黃岩柯君之著作《修省雜紀》並自我說些心得。“△天下無苦境，亦無逆境，問其人能否順受，能否利用。△病從勞來，則縱以逸；病從逸來，則故使勞；病從悲起，則慰以快，（餘以為病從憂生）宜養以寬；病從靜得，則處為鬧；病從鬧發，則處以靜，（餘以為病從閒，即空虛寂寞而仍放不下繁思雜慮，得宜藥以事。無論看書、作文、訪友，乃至寫信均可，使此心有所寄託而凝聚）。△人生之所以不能無疾病者，一由於醉夢富貴心，二由於怕老病死心，三由於荒嬉貪嗔心（餘於一、二兩者庶幾可免，惟名心太切，執著太過，要好之心太強，而力不足以副所願，則戒之應在貪嗔心也）△最能透明事理處，在每天黎明兩小時。△四時花木，四時風景，四時食物，以及人生過程皆造化所以賜人，日新情趣能領略之，都為樂境。”7月7日陳布雷在記下了一身之病後說：“……五十三年不應自嘆哀老，以此三年間，實已年不如年矣……”陳布雷連紀念典禮也請假未去了。7月10日，他在日記中自嘲自解了一番：“……今日心神怡定，不看書不訪友，亦不作他事，惟與家人閒談，遊行田野間，以暢胸臆，自念在此戰時，餘之處境遠較他人為憂裕，而公私之際，自問亦能依原則做人，不改十餘年之初衷，天之待餘不薄，餘之自待亦應黽勉勿輟也……”1945年陳布雷在休養中，年初就寫了《新春雜記》，洋洋二千言，直抒心胸，袒露心跡，這雜記最能說明問題。

新春雜記

△餘今年五十有六矣，檢點往事，去日苦多，讀書無成，作事無恆，修身立志，亦未能剛毅自強，而浪竊虛聲，蹉跎遂至此日，古人有言，壯不如人，餘今且老矣，時事日艱，工作日繁，如何能作此負荷乎！

△世上譽毀，只宜作參考自省之資，至於個性長短則如昔賢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也。惟疾病亦然，人之病弱，決不能以貌測，譬如我等神經哀弱者，有的未嘗不面色充盈，然而腦力竟有不能使用者。自本年一月以來，常患腦眩目昏之症，腦力衰竭常如無源之水，往往寫一短文對紙茫然，久久不就而且思慮不能集中，記憶力亦銳就減退，餘之基本工作，在於整理文字，長此以往，何能勝記室之任。

陳布雷已有及早引退與隱遁之想（2）

△世人視我為愚人亦可，詆我為孤僻為驕傲亦可，甚至斥我為庸妄亦無不可，然切不可以清靜寧謐譽我，蓋此正我之短處，若問何以能寧靜，能淡泊無競，則請試觀學校內家庭內之弱兒，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