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其危；推誠之念雖篤，處患之智不遇；此皆中正不德所致，於人何尤？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之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墮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變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規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辨。質言之，建國程序，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亂者同具良知，亦自悔其輕妄之不可追贖也。自離陝回京以來，疊承中外人士，詢問變亂當時躬歷之情形。中正受黨國付託，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慚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陳述。卻欲據事紀實，已不能無異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與揚己、自詡之嫌？叛部雖早已不視餘為其上官，而餘則不能不認為我之部屬。部屬之罪惡，實亦餘之罪惡。瑣瑣追述，又適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當時實情為缺憾。爰檢取當時日記，就一身經歷之狀況與被難之感想，略紀其概，以代口述；亦以志餘謀國不臧與統率與方之罪而已”。“西安半月記”始於十二月十一日，終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日雲：‘回憶半月來此身在顛沛憂患之中，雖幸不辱革命之人格，無忝於總理教訓；然黨國憂危，元氣耗損，溯源禍變，皆由余督教無方，防範不力所致。疚愧之深，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幸賴中樞主持得宜，黨、政、軍各方同志與全國國民同心一德，於國家綱紀則維護必嚴，對個人安全尤關切備至，卒能消弭變局、常固國基，使震驚世界之危機，得以安全渡過。餘自分殉之身，乃得重返國都，詢有隔世之感。對同志、對同胞之垂愛，與林主席及中央諸同志之焦勞顧念，私衷感激，直將與此生相終結。今後唯有益自惕勵，倍矢忠貞，以期報答於萬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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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盡腦汁編寫《西安半月記》（3）

蔣介石這段話，還是把中共定為“匪”，還是痛惜“八年剿匪之功”，“墮於一旦”，而對中共、張、楊要求抗日之大義一字不提，但是實際上再要“剿匪”已剿不下去了，全民族抗戰決心已經造成，此一民族激情已不可阻擋，你不抗日也逼著你抗日，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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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編《西安半月記》之謎（1）

拙作《陳布雷傳》（東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有一小節提到他奉命住在杭州新新旅館編蔣介石命他寫的自敘《西安半月記》，思想上很矛盾，戳壞了幾枝筆頭。這一事實陳布雷日記中並未明載，只說是“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說白了，就是陳布雷自到侍從室後，確實把自己整個身心依附在蔣介石身上，凡蔣介石想要向國內外表達的意思，幾乎都要用陳布雷的一枝筆表達出來。不料，寧波有一個人，從陳布雷親屬中借來日記後就著文在報上不指名的指我，“美化”陳布雷，其理由是，陳布雷在日記中並未有反對蔣介石的話。從陳布雷來說，自從他跟上蔣介石以後，其政治立場當然與蔣一體，這有大量描述，我是客觀公正的，並未有任何美化之話，陳布雷一生一直到自殺，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一直視為是自己的主公，沒有一句公開反對的話。這位先生意謂我這幾十字描寫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幸虧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出版界比較自由和開放，不會無限上綱，扣上我什麼帽子。其實，我這幾十字描寫還是有依據的，這就是陳布雷的妻子王允默和五妹陳靜娟，當時都在杭州，看到陳布雷心情煩躁，都勸說過他，而最早把這一細節用文字公諸於眾的是陳布雷的外甥翁澤永，也就是五妹陳靜娟和翁祖望的長子。我認真檢視了陳布雷的1935年至1936年的日記之後，陳布雷雖沒有明說，卻屢屢記下了心中的矛盾和痛苦。首先一個重要的事實是，陳布雷從內心講確實是不願從政的，只是因為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陳布雷是在報紙中寫文章出名的，當時的思想是頗為自由的，人格也是獨立的，進入侍從室後，蔣介石和宋美齡確實也待他不薄，因此他始終處於心理的矛盾狀態中，日記中也略有反映，不過比較隱晦，有時倒也直露心胸。如1935年8月7日日記中就有記載：

……代擬致各省府注重水利行政及指示國民經濟建設要點一電，自晨九時著手至下午四時僅成其半，心思拙滯，不能下筆，因此文同一題材已重寫三次也，遂暫置不復再寫，往山下散步約四十分鐘而歸，覺汗出呼水擦身，晚飯後繼續為之，至十時卅分始完，內容夾雜、文字之惡劣，為餘生平所僅有，思之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