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柴爾德的故事，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傳奇，更是歐洲國家建設的一個側影。歐洲自中世紀以來，金融體制和貿易網路是由商人們建立起來的。義大利北部的城市國家則是這些商人的制度依託。像威尼斯這樣的城市，甚至崛起為歐洲的一方軍事強權。但是，等到民族國家和專制君主崛起後，這些城市國家就不再具備競爭的基本規模，喪失了歷史主導權。所幸的是，尼德蘭集合城市國家而打造出民族國家，以其袖珍規模的領土，成為17世紀的世界帝國。這種制度遺產在18世紀的英國進一步發揚光大。要知道，在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中，傳統的統治精英重視土地，視商為末業而恥為之。英格蘭貴族中能出現威靈頓勳爵這樣的將軍，卻沒有羅斯柴爾德這種把握國際金融、商業和運輸網路的人才。他作為一個在德國長大的邊緣種族的商人，迅速進入並主導了大英帝國的財政神經中樞，自然會引起傳統統治階層的偏見，各種陰謀論也層出不窮。但是，他的崛起，恰恰說明了英國政治和社會的開放性。

其實在他之前，英國在“七年戰爭”就依靠著一批出身寒微的商人的優異服務。比如，英軍在歐洲大陸戰場的後勤，仰仗的是一位有廣泛貿易及貨運網路的商人Richard　Oswald，否則將士連麵包也吃不上。甚至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後，Richard　Oswald因歐美貿易的經驗而對北美殖民地有深刻的理解，並和富蘭克林等美國政要是朋友，進而在英美簽署戰後和解的協議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可見，英國的國家建設雖然伴隨著官僚機構的迅速成長，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政府權力受到議會的制約而無法擴張，政府職能有限，在關鍵時刻把軍事後勤這種國家的關鍵職能外包給了商人，導致了一個階層的崛起，也創造了現代的商業制度。

專制君主並非不想利用由城市國家的商人們經過幾個世紀而造就的金融體系。但是，缺乏制約的絕對權力和必須在各種契約的約束下運作的金融體制格格不入。比如，法國在18世紀用了John　Law這樣一位極富金融才能的亡命之徒創造其新財政體系。John　Law對荷蘭財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他得出的結論是：“一個懂得統治的專制君主，比起權威受到限制的君主而言，更有能力建立財政信譽並獲得低息的信貸。”最後，他大權獨攬，操縱著整個法國間接稅、國家債務、金銀幣制造、路易斯安納殖民地、壟斷煙草進口和銷售的密西西比公司、法國與加拿大的皮毛貿易、法國與亞洲、非洲、印度的貿易，等等。路易十四可以說“朕即國家”，John　Law則可以說：“我就是經濟！”

以如此大的權力，John　Law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財政機器。他因發行紙幣而被稱為“紙幣之父”。他把路易斯安納殖民地描繪得前景無限，不斷髮行股票、操縱市場和資訊以維持其股值，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股市泡沫。“百萬富翁”（millionaire）這個詞彙，就是在他操縱股市飛漲的時代被創造出來的。但是，最終這樣的泡沫無法維持。當泡沫破滅時，法國的金融體制也跟著被摧毀。法國王室的財政破產，成為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可見，操縱情報、在股市中上下其手的陰謀，雖然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現，但是在專制權力的庇護下最容易發生。或者我們可以假設：如果John　Law被英國政府所用的話，他可以成為羅斯柴爾德；相反，如果羅斯柴爾德為法國王室效力，他也許就成了John　Law。把羅斯柴爾德描述為　John　Law式的投機倒把分子，至少是知人而不能論世。

當年的尼德蘭不過是西班牙帝國邊緣的彈丸之地，卻在一場曠日持久的獨立戰爭中，在財政上拖垮了幾乎壟斷了美洲白銀的世界帝國——西班牙。英格蘭無論比起西班牙還是法國，在資源和人口上也都小得多，甚至頻頻要擔心對方的入侵，但最終卻崛起為“日不落”的世界霸權帝國。自中世紀以來的大國競爭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資源充沛的大國的淪落和資源相對匱乏的“財政國家”的崛起，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美國。但是，美國本質上不過是大英帝國的派生物，其崛起一直也是靠“財政國家”和金融市場的支援才有可能。因為大國競爭所動員的資源，遠超出一國之國界，唯有金融市場才能自如地調動國際資源。看看當今的世界，真正的發達國家無不在這樣的金融體制中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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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VS傳聞

梅耶的五個兒子依憑家族的強大資源，發揮各自的經營天賦，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生意和財富不斷地擴充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