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七位美國總統因此被刺殺，多位國會議員喪命。美國總統的傷亡率比美軍諾曼底登陸的第一線部隊的平均傷亡率還要高。直至1913年，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系統的成立，最終標誌著國際銀行家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首先要澄清一個簡單的事實：美國總統的死亡率遠高於諾曼底登陸的第一線士兵嗎？

這讓我們想起以前的一道MBA邏輯考題：“二戰”中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招兵廣告上說，海軍陸戰隊的死亡率遠低於紐約市民的死亡率。這個考題的荒謬性在於，將參軍的年輕人和普通市民中的老年人的死亡率混為一談。同樣，宋某也是將諾曼底登陸士兵的執行任務時間（幾天到十幾天）和美國總統的在職時間（一任4年，實際數月至數年不等）混為一談。條件不同則不可比較，《貨幣戰爭》的作者連這最簡單的道理也不懂，甚至自作聰明地在書中喋喋不休了好幾次。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顯著不同的地方是，普通人可以合法擁有槍支。這就使得對美國總統、議員的保安工作變得非常困難，在19世紀更是如此。一個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敵甚至仇家，到底是誰指使刺殺了這些總統和議員，宋某不經過嚴密論證就統統歸到銀行家頭上，在這個意義上，《貨幣戰爭》充其量是一篇拙劣的小說而已。

南北戰爭是為了爭奪貨幣發行權嗎

《貨幣戰爭》認為，南北戰爭的實質就是國際金融勢力及其代理人與美國政府激烈爭奪美國國家貨幣發行權和貨幣政策的利益之爭。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因為《貨幣戰爭》的作者和一些人不假思索地認為，貨幣發行權當然應該是政府或者國會，因為他們才能有資格代表“全民利益”。所以，《貨幣戰爭》的作者才不厭其煩地花了大段大段的文字“證明”美聯儲是個“私人公司”。

可笑的是，《貨幣戰爭》的作者還真以為自己發現了天大的秘密，還真以為全美國、全世界的人都不如自己清醒和聰明，好不得意。很遺憾，恰恰相反，在西方社會，由“私人公司”發行貨幣不僅不被認為有何不妥，而且是常例；由國有性質的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反而是少數。看到發鈔銀行是非政府機構就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人才是徹頭徹尾的無知無畏。例如香港，現有的三家發鈔銀行，滙豐、渣打和中銀，都不是香港政府或立*直接擁有或控制的銀行。其中原因就是單獨定價和多方博弈的區別。西方社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多方博弈當然比單獨定價更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指導思想。不管這個單獨定價者自稱掌握了多麼“科學”的方法，能“準確”計算出需要發行多少貨幣云云；也不管他的身份是誰，哪怕它是一個代表“全民利益”的“*選舉”產生的政府或議會，都不能壟斷貨幣的發行權。

這裡更要指出的是，多方博弈的貨幣發行方法不僅符合自由市場經濟原理，也符合西方主流政治思想和價值觀。西方政治思想為什麼主張三權分立？正是因為它對於政府、議會和法院，以及任何其他方面，都不能絕對信任，哪怕它們已經很“*”了，還要“分權”、“制衡”。貨幣發行是一種很基礎性的、關係全域性的制度，而政府已經有行政權，議會已經有立法權，如果政府或議會的任何一方再單獨掌握了發鈔權（甚至聯合掌握也不行），在西方政治思想認為，它都是擁有了很可能危及公眾利益或其他方面利益的過大的權力，因而是不容許的。反面的例子：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的金圓券就是典型。濫發鈔票掠奪財富補充軍費，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和經濟動盪，使國民黨政府在工商業階層的支持者喪失殆盡，這是它失敗的重要原因。在不那麼極端的情況下，如果政府或議會可以隨意印鈔票自己花，它就能透過增發貨幣來輕易償還自身的債務和獲取財富，從而損害債權人的利益——請注意：不僅直接向政府或議會借貸的公司是債權人，所有持幣人也是債權人。因此，政府透過向私人公司借貸發行貨幣，政府的借貸須經過議會的稽核和約束，當然是最符合西方政治、經濟思想的多方博弈和分權制衡的方法。這樣的貨幣發行方案才能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

至於所謂銀行家為了貨幣發行權而發動戰爭和操縱政局，也不是什麼新觀點，而是陳詞濫調。所謂銀行家操縱借貸規模來製造經濟繁榮和危機週期的說法完全是拍腦袋的無稽之談和憑空想象！

銀行家發動戰爭？甚至發動世界大戰？白痴之談！如果銀行家真的喜歡戰爭，他們也只會喜歡那些結果可以預期和控制的戰爭。世界大戰的結果是不可預期的，更是不可控制的，什麼時候發生戰爭，會使銀行家血本無歸；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