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起於隋唐，完善於大宋。大宋科舉有四個特點。

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確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寫的姓名、籍貫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資料資訊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閱卷官無法得知每張卷子是誰的。

其二是考試時間的最終確立。唐朝每年一考，國家動用的財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時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為三年一大比。

其三是文風的轉變。嘉佑二年，歐陽修知貢舉。他一向厭惡無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當他取得了絕對話語權時，將延續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論之成理的“古文”。

其四是考試內容和科目的轉變。宋朝前期的拿手絕活兒還是詩、賦、論，前兩項更是絕活兒中的絕活兒，那是要按照韻書去寫的，一旦出韻，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試內容的改變是王安石變法的後果之一。他給神宗上書說：今後的考試只考經義，不必再考詩、賦。理由是：一個人從小寫詩作賦，熟知音韻，對聖人之言卻知之甚少，一旦當了官兒，怎麼可能懂得治國理民？由此開始，後世科舉不再考詩、賦而專考經義。

這麼多年的操作之後，大宋的科舉已經非常成熟，吳潛作為名義上的科舉考試總負責人，實際上不管什麼具體事務。年輕的趙太尉透過制度表達了他對於大宋士人的態度之後，吳潛的心情就很不好。就在他愁眉苦臉之時，隨從突然跑進來說道：“揚州府文知州來了。”

吳潛眼睛一亮，連忙讓人將文天祥請進來。文天祥並不怎麼喜歡吳潛，不過吳潛能八十歲還前去福州投奔朝廷，讓文天祥非常欣賞老頭子。老頭子請文天祥到京城來一趟，他也就答應了。進來之後見禮，吳潛便開始講述。聽完趙太尉最近行為，文天祥沉默了。

在福州，趙太尉已經對叛臣做出了定性，不教而殺謂之虐，文官武將定然知道忠於祖國的概念，殺叛臣不屬於不教而誅。趙太尉這位趙家人對於不對大宋盡忠計程車人有強烈的厭惡，正在透過制度收拾這幫人，文天祥覺得能理解，卻還是覺得若劉整沒被逼反就好了。

“文知州，若是我們落到叛臣手中，他們會放過我們麼？叛臣當然該殺，沒什麼好饒過的。收買人心是市恩，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大家投奔朝廷難倒不是為了自己之利麼？就算是文知州這樣以天下為己任之人，也是為了實現抱負，而不是單純的跑來效忠官家。”

這話要是放到明清，是要殺頭的。放在大宋，文天祥聽完之後也忍不住微微點頭。這麼一講，文天祥覺得道理也已經理順。趙嘉仁可以對叛臣進行毫不留情的殺戮，卻不能因為叛臣而懲罰全天下計程車人。

“那吳太師要我做什麼？”文天祥問道。

“想請文知州寫篇文章議論此事。懲罰人需有道理，能因士人當了叛臣而殺他們，能因士人在大宋危急之時置之不理而不用他們，但是不能因為這些而株連遷怒士人。秦檜是奸臣，可秦檜的曾孫考上進士之後為國捐軀。難倒因為秦檜之奸就去否定他曾孫之忠麼？”吳潛把自己的想法給講述出來。

聽了吳潛的論述，文天祥問道：“吳太師所論甚正。不過為何太師不自己寫？”

吳潛嘆道：“我老了，竭盡全力才能把話說囫圇。根本沒辦法寫成文章。文知州乃是狀元，文才天下有名。此文當然是文知州寫的才能讓大家信服。”

俗話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能被前輩如此高評價，文天祥心中得意。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在文章上是極有信心的，哪怕明知道吳潛肯定有些算計，卻也忍不住躍躍欲試。

吳潛見文天祥的表情，心裡面就放心許多。趙太尉一直是做流官，很少到臨安，雖然有名聲，但是在臨安並無人脈。也就是說，京城的那些官員並沒什麼趙嘉仁的故舊。吳潛和一些京官們商議，確定在大宋的京官裡面賈似道與趙嘉仁私交最好。除此之外，趙嘉仁可能關係最好的就是文天祥。想說服趙嘉仁，就只能指望文天祥出來說話。

文天祥不愧是狀元，道理明白，核心清楚。心中情緒也有，很快就圍繞不要株連無辜為核心，洋洋灑灑的寫了一篇文章出來。吳潛看了文章之後，連連點頭稱讚。大宋科舉要求言之有物論之成理的“古文”。當年文天祥在科舉之時以法天不息為題議論策對，試卷以古代的事情作為借鑑，被認為忠心肝膽好似鐵石。

此文也是如此，以古代事情為例。講述了父子若是同時在朝，皆為叛臣之事比較常見。然而父為叛臣，子弟之後考上進士，之後也為叛臣的事情在歷史上極為罕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