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特殊。

“皇親國戚麼？”張荏不悅道。

皇室近親涉案是有豁免權的，這是從太祖時代定下的規矩，直到《隆景刑法》正式確定了豁免範圍，以及只能由皇帝親自裁判。

“那倒不是，”助理道，“這個張友全還在軍籍。所以順天府推事院認為只有五軍大理寺有資格審理。”

“膽小怕事的東西。”張荏越發不悅了。

各個部署都在爭權，拼命想“篡權”，偏偏大理寺那邊出了事還往外推！

看到張荏不屑的面孔，小助理倒是頗能理解推事院的決定。

張友全殺王二麻一案已經不是簡單的刑事案件了。

自從崇禎天子還都以來，京師警察局、巡檢司，就對京師治安整治下了極大的功夫。加上金鱗會這個似白還黑的“民間組織”存在。京師街面上就連扒手都不見了，真可謂是路不拾遺。

這種環境下，發生一起謀殺案，如何不震驚天下？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雖然警察查的時候就發現了張友全的籍貫問題，但五軍都察院卻是死活不肯受理，因為張友全已經辦好了退役手續，不算是軍方的人了。之所以保留軍籍，那是當初為了方便退役士兵回鄉才制定的政策。等他們在家鄉安頓之後就要轉入民籍。

五軍都察院不管，倒不是因為張友全的犯罪行為給軍隊抹了黑。相反，這還是軍方內部的“護短”。因為按照軍法，殺害無辜百姓人等必然是殺無赦的。然而在地方上，即便是殺人罪，也往往會酌情判處流放邊夷。如果讓地方上接手這個案子，多半能夠保住張友全的性命，也不枉同袍一場。

只是審判官系統被都察院整得早已風聲鶴唳。一碰到“蠹”字鐵定去萬里之外安家，而那個“庸”字落在頭上。這輩子的升遷也就無望了。

張友全一案，謾罵者有之，諷刺者有之，同情者有之，讚賞者亦有之，怎麼判都不可能落下好處。一不小心就會被扣個“素養低下”、“平庸無能”之類的帽子。

這便是順天府推事院死活不肯接這個案子原因。

“文泉公，”助理躬身道，“恐怕風評只是一樁。另有一樁事，公不得不小心啊！”

“什麼？”張文泉抬了一眼。

“內閣其實是反對攜銃退役的。”助理道。

張荏仿若石像，一時沒有任何反應。

關於攜銃退役的事往往和諸學之中普及火銃操演聯絡在一起。同時成為了文官的試金石。

在吏部就有個段子，說是選官時不用問別的，只問是否支援攜槍推移，諸學普及火銃操練。

若是參與銓選的官員堅決贊成，這是皇帝的忠臣，可以委以一縣，或是邊夷一府。

若是反對，那就是大明的忠臣，還要看他為何反對。回答影響社會治安，不利於官府治理的，可見其人是以勞心者自居，可試以部院，留為京官，但終身亦不過五品、四品的格局。

若想執掌部務，直達三品顯貴，則必須看出：這其實文武之爭。

寄情於物，人之常理。只要這杆火銃放在家裡，此人這輩子無論居於何等崗位，處於何等階層，都不會忘記自己當過兵，始終會有武人的烙印。若是沒有這杆火銃，時間則會慢慢刷洗這份記憶。

張荏已經做到了正四品，過兩年升三品顯貴也是當仁不讓，他已經能夠摸到了這層。

換作閣老們來看，卻能看得更深。

這杆黝黑的火銃，其實還是君權與政權之爭的關鍵。

雖然滿天下的人都深信：君權即為政權。實際上大明從成祖設立內閣之後，君權和政權就已經分離了。從仁宣之治到嚴嵩亂政，都是政權不斷從皇帝轉移到內閣的過程，直到徐階掛出條幅：“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諸公論”，竟然沒人覺得不妥。

在徐閣老看來，皇帝只需“威福”，而政務卻是諸司的，至於人事權和司法裁判權，更要“還諸公論”。

崇禎皇帝是萬曆皇帝之後唯一一個有意識奪回政權的皇帝，但他能夠想到的手段只是“換人”。國變之前十七年，凡五十相，破了大明的記錄，敲碎了武將對文官重臣的依附關係，同時也失去了朝廷對軍隊的控制權。

年輕的隆景皇帝藉著國變的特殊時期，將軍權、政權統攝一身。即便迫不得己放些治政之權給文官，但軍權卻是始終緊握不放。武官們有了皇帝的金大腿可抱，誰還去依附文官？

攜銃退役則是一個將舉國青壯之人打上武人烙印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