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飢餓，此足食之道；去聚斂，減稅賦，則商有餘力，百貨自通，此通貨之渠。

“臣此行歸鄉，沿途聽聞，有地方不以朝廷法度行事，而以刻薄聚斂為功。年入三百兩之家，則為課稅之戶。何其駭然之說也！南都江浙、吳松閩粵，其商賈量萬出入，其本大如此，若以三百為數，則人人需納稅矣！而商賈求十一之利，又有舟陸之厄，其利甚薄，焉能再負重稅？商路不通，而民用匱乏，邦本之隱患也！”

倪元璐叫家人取出紙筆，就著蠟燭寫下奏疏，仍舊難解心中憂患。他本想索性再回京中，犯顏直上，可又有些力不從心，大勢難回的意味。相比艱辛的國政，似乎江南水鄉的天倫之樂有著更強的吸引力。

倪元璐一直坐到了天亮，方才將奏疏小心翼翼疊了起來，交給家人，讓他速速返回京師，遞入通政司。

“那老爺您呢？”

“我在此地暫住幾日，等你回來。”倪元璐道。

那老家人心想以老爺天啟二年的進士資格，就算致仕了，地方守牧也少不得要送來拜帖聆聽指教，斷不至於會有虧待，便也放心地重又北上。他卻不知，從京師到山東這一路上的州縣都只有兩種官：戴罪立功的罪官，以及東宮侍從室出身的侍從官。

前者名為罪官，往往都是膽小怕事之人，戴著著戴罪立功的帽子，只敢小心本分地做自己手頭上的事，餘者不敢踏錯一步。後者則是出身問題，這些人多是生員，罕有舉人，對於進士從來都是敬而遠之，怎麼可能來巴結倪元璐。

倪元璐落腳的河間府任丘縣正是東宮侍從官出身，深諳地方為官之要，重在民安財豐，而且皇太子尤其忌諱官場往來，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