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化是一很重要的原因。他一度對廣東**根據地失去信心並打算放棄廣東，希望透過北伐，為**另闢一新天地。他在寫給姜瑞元的信中就曾說：“廣東一地，現陷於可致吾人於死之因有三，即：英國之壓迫﹔東江敵人之反攻﹔客軍（指入粵的滇、桂聯軍）貪橫，造出種種罪孽。”

有此三死因，則此地不能一刻再居，將廣州還給廣州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取消所有新增加的捐稅。這當中包含了他對廣東人民的許多內疚和無奈。

說句公道話，孫逸仙出身香山，力行**，未必就沒有救國救民的宏大理想。野心自然也有，不擇手段也是性格使然，可說他一心一意禍害民眾，卻也未必。更多的卻是時局的無奈，英雄之於世，難免有些疏漏。

可太多的英雄被神化，產生的歷史崇拜，卻會成為阻礙思想前進的心魔。評價某一個人，應該就事論事，而後論人。論人而不論事，論事而不論人，皆有失偏頗。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孫逸仙這人有野心有決斷，想成為**者是肯定的。但想要拯救中國的志願，卻也未必虛假。他最大的問題，還出在行事不擇手段上面。

這些權宜之計並非不可，但到了後來，無論**黨還是中國紅門，全都把手段當做了目的，而原本的目的卻成了遙不可及的幻想。人民自主的的權力太過虛幻，無約束之自由的危害性也的確很惡劣。

可在法治建設上吞吞吐吐含糊其辭，最讓人難以忍耐。從北洋軍閥政府開始，為何中國的**屢禁不止？是道德的原因，還是不民主無約束？根源就出在這人治的國家體系上。一把手說了算的政治制度，必然導致**。

當領導決定了下屬的升職和官路，下面的人便只能投其所好，費盡心思獲得上級的賞識。賄賂和**自然而然就來了，這是制度的原因，是人治讓貪官得以橫行，清官卻無能為力。或許在體系剛剛建立之時，領導者還不至於腐朽，尚且能夠制止這種行為。

可這有何意義？

朱元璋用嚴刑苛法殺了數不盡的貪官，可大明朝的官員貪汙情況仍舊是世界之最。至於建奴和蒙古這兩個政權，他們的已經不是貪汙問題，而是殘忍的血腥掠奪。

孫逸仙提出的“驅除韃虜，復我中華”之口號，後世之人總認為這是狹隘的大漢民族主義，不利於民族團結。可事實上，如今的漢族，人口占到全國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四億被建奴壓制了數百年的我族人民。

這才是華夏正統的根基所在，何來狹隘之說？

少數民族要麼選擇被同化，透過自己的努力被我族承認，享受與華夏子民一樣的地位和福利。要麼就選擇保留自己的民族身份，然後被邊緣化，只能去依靠自己。至於照顧？斷無這個可能

沒有使用暴力去消滅就已經是仁慈，居然還想要獲得比漢族更高的待遇？這是什麼邏輯？什麼心態？

在這一點上，鍾泱十分贊同孫逸仙和**黨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有少數民族獲得比漢族更高的待遇，這是國策

當然，沒有照顧，也不會故意去打壓。但是少數民族想要來到漢族聚居的城市裡，就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尊重漢族的生活習慣。

鍾泱可是很清楚的知道，所有鼓吹給予少數民族特殊優待的的政策，都是亡國之策。在國家的主體結構之中，分出三六九等，這倒無所謂，因為階級制度始終有利於維護國家體制的穩定，只要各階級之間有著可以流通的道路就可以了。

也即是說，階級可以穩固下來，但裡面的人員卻必須流動。有能者居之，這才是治國的大道，其餘皆末節。

而這第二點，就是要認清楚誰才是整個國家的主體。人口總數、經濟貢獻、人口素質都是必須要考慮進去的內容。而在中國，無疑以漢族為最，最多的數量、幾乎佔國民生產總值之中全部內容的經濟主體，至於人口素質，更不用說。

再差，也不必滿蒙更差了。

對於滿蒙，尤其是建奴這個曾經屠殺掉六千萬以上漢族人口的民族，鍾泱真是一點好感都沒有。至於漢八旗，以及他們的後人，這些更應該作為漢奸的典型來宣傳。南京大屠殺慘烈否？可在直到後世百年，南京還是繁華無比的大都市。

但揚州三日，這場大屠殺結束之後，揚州現在是個什麼級別的城市？要知道，揚州城在古代的經濟地位以及人口總量。

縱觀整個抗戰期間，日本屠殺掉的中國人大約在兩千五百萬，連建奴屠殺總數的一半都沒有。而且整個大清朝統治時代，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我們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