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是縱容無度，為了整軍北伐，居然連軍紀也不進行約束。

廣州的動盪局面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且居民已經對孫政府大不以為然，而說到農民，他們認為孫、陳之爭純粹使農民遭殃。因停止交稅，拒不交售軍糧而導致的持械軍隊後方騷擾之事，時有發生。

西關事件之後，就連孫逸仙自己也承認：自滇桂聯軍入粵驅陳以後，粵民供給餉糈已多，現軍餉無可蒐羅，官產亦已垂盡，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這裡的官產，是指大元帥府下令收繳社會福利部門進行拍賣的事件，其中包括了福利院、學校、林場以及道觀廟宇。

而商店關門、工廠停工，對於商人和資本家來說，並非初衷。由此帶來的人民失業、物價飛漲、官商對立、社會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不願看到的。孫也深知這一點。1923至1924年，孫中山曾作過許多努力，試圖將社會矛盾緩和下來。

為了解決軍隊截留稅收的問題，孫就反覆召集財政會議，迭次下達財政統一令。然而，各軍將領對孫中山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特別是佔據富庶地區，省內佛山、南海及北江沿岸的滇軍和西江流域及江門一帶的粵軍。

其將領雖公開表示按照孫的要求，限時交回財權，但時限一到又自食其言，其它各軍也步其後塵。上峰雖三令五申，然佔領財權之軍人，卒無響應，此種瓜分稅收的惡例一開，幾成軍人當然享受之權利。故司財者雖數易其人，然終乏朮挽救此積重難返之弊。

1924年9月，廖仲愷兼任大元帥府財政總長和廣東省財廳廳長，推行孫的財政統一計劃。但各軍將領根本不把廖仲愷放在眼裡，逼得廖仲愷僅僅10余天便辭職。他在辭職通電中憂心忡忡地說：“默察現狀，廣東財政，已瀕絕境，雖欲負責，誠恐力不從心”。

1923年3月7日，鑑於廣東商人在販貨途中屢屢遭到兵、匪搶劫，廣東省省長徐紹楨下令恢復“廣東保商衛旅營”，專職保衛省內河道客貨船的航行安全。6月，廖仲愷任省長後，又令廣東江防司令部、番禺保商衛旅營切實負起緝匪護商之責。

這裡的番禺保衛旅營，其實是三區聯合政府安排的一支私人武裝，算是民團，卻從大元帥府那裡拿到了正式任命的文書。而代價，僅僅花費了一萬二千元，廖仲愷所負責的財政部門，竟窘迫到出售軍隊番號。

但是，恰恰是政府的這類措施卻被不法軍人、官員利用，由‘護商機關‘變成‘害商機關‘。為此，孫於6月27日簽發《臨時軍律》共6條，嚴厲規定軍隊不得欺壓民眾。7月上旬，又下令關閉廣州市區內約15處‘民軍辦事處‘，以期杜絕隨意拉夫現象。

從1923年9月到1924年4月，孫的這類命令更加頻密，先後下令撤消北江商運局、小北江商運事務所、水陸偵緝聯合隊、珠江水上保安事務所等等，並令一律撤消廣寧、四會一帶的‘護商機關‘。至於直接向各軍將領釋出的嚴禁擾民的命令更是數不勝數。

然而，孫的命令如一紙空文，各種名目的稽查隊、巡緝隊、偵察隊非但沒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擾民、害民之事頻繁發生。各種投訴不斷湧進大元帥府。甚至在孫的眼皮底下，這類現象也毫不收斂。

如1923年底，孫中山剛下令所有軍隊移駐廣州市郊外，不得佔住民居。不久，大批軍隊就以籌款名義，從東江戰場湧入廣州，大北、南岸一帶的民居多被佔據，滋生不少糾紛。1924年8月，駐廣州的滇、湘、桂軍總司令部宣佈成立‘滇湘桂戰時軍需處‘。該機構一成立，便不顧大元帥府的禁令，宣佈對劇院、渡船、汽車、冥錢、棒香等徵收一系列新稅。

由於整治不法軍人的效果微乎其微，1924年2月14日，孫中山在各軍政要人的會議上不禁憤憤地說：“迭次戰事，滇軍肆意索餉，致我羅掘俱窮，復賣公產，弄到民沸騰，集矢於我。”

在這裡，孫逸仙的確也有些冤屈，楊希閔和劉震寰這些軍閥以及下層軍官士兵乾的壞事，屎盆子全都扣到了大元帥府頭上。實際上北伐資金從這裡得到的實惠，連五分之一都沒有。可御下不嚴以及治軍無方，卻是實實在在的。

孫逸仙這人道德上姑且不去說，政治立場倒也值得稱道，可這治理地方，**黨實在是狗屎一坨。就算是日後的姜瑞元當政，在處理經濟的問題上，也重複著這樣的老路。至於更後面的紅門，好吧，那時候不存在經濟一說了。

時至1924年8、9月間，促使孫下決心再次北伐，由經濟危機引致的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