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見紅衛兵。他認為這是對造反的革命小將們最大的支援，也是發動“文革”的最好方式。一直到11月11日毛澤東共八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多達數千萬名紅衛兵。在偉大領袖的親自鼓舞下，紅衛兵運動的烈火以不可阻擋之勢燒向全國。我沒有能夠參加紅衛兵，當然也沒有能夠受到毛主席的接見。這使我傷心欲絕。我在前面講到過的，我偽裝紅衛兵去參加他們在文化宮舉行的聚會，沒想到被小學同學認出來的事情大約就發生在這個時候。

實在用不著我自做多情，紅衛兵很快就找到門上來，他們是來抄家的。這些人都是幹部子弟，我們熟悉他們，他們也熟悉我們，否則不會輕而易舉地找到我們的家門。我們從小一起玩大，親密無間。有一回，我家爸媽看我和人家玩得那麼好，就有感而發地說，這些孩子，從小一起長大，像親姐妹一樣。這時我們中最天真爛漫的一個，說了一句頗戲劇化的話：我們是親骨肉嘛。再以後，大人們每次見到我們在一起，都開玩笑地對我或她說，你的親骨肉來了。這次來的人裡，就有我的親骨肉。

他們所有人的表情都一樣陰沉，鼻孔在興奮中微微張開。他們做出儘可能野蠻的行狀，說盡可能粗魯的話。我太熟悉他們，所以馬上看出來，陰沉、野蠻和粗魯都未必真實，惟獨微微張開的鼻孔所透露出來的喜悅是真實的。正是因為這份掩藏不住的，掙脫了一切羈絆後感受到自由的喜悅，使我有一剎那甚至理解了他們。平心而論，他們還是比大多數抄家的紅衛兵客氣，在我們默默無言地注視下，他們在喜悅之外，多少感覺到了一些緊張和不安。實際上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大家都是緊張不安的。大家的情緒實際上都很壓抑和曖昧，因為我們雖然都很透徹地懂得這種革命行為的象徵意義，但我們對於人性的複雜卻經驗不足，不知道它有時不會服從任何象徵意義。這一點弄得我們都心裡沒底，並且越來越煩。再後來，我甚至覺得他們更希望這件事情快點結束。

當他們準備離去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曖昧的事。這件事情曖昧到我不能肯定它是不是真正發生過。一個比我大幾歲的，我一直稱為“××姐姐”的人，和顏悅色地向我招手，我毫無戒備地走向她，她用一種完全不帶感晴色彩的語調說：“把你身上的軍裝脫下來給我，你們現在沒有資格穿。”坦白地說，我很害怕，而且覺得受到了侮辱，但我同時又沒法否認她的判斷標準在我心中也是合理的。因為我並不是“紅五類”，所以我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於是也沒有資格穿只有紅衛兵才能穿的綠軍裝。我覺得自己虛弱極了，屈辱極了，我把心愛的綠軍裝遞給那位××姐姐的時候，我相信她一定看到我的眼淚了，但是她仍然不動聲色地拿了我的衣服離去。今天，想起30年前的這一幕，我只為自己完全有權利表達憤怒，完全應該維護自己尊嚴的時刻，表示出來的膽小和麻木感到噁心。當然，我對那位姐姐也不是毫無怨言的，很多人都注意到，我習慣把那些從小認識的，比我大的同輩女士都稱為××姐姐，大家公認我在使用這種稱呼的時候流露出非同尋常的真摯和童真，我卻心下懷疑，這是當年我遭受×姐姐羞辱後，這方面的感情被窒息壓抑不再發展的結果。後來有心理分析業內人士證實，這說法符合弗洛伊德的某種精神分析學說。至於我說它曖昧到我不能肯定它是否真的發生過，是因為這個故事最近又有新進展，那個當年從我身上脫下衣服以後就多年未見的××姐姐，最近託人捎來話，讓我替她一個做生意的朋友通融一件事情。那口氣就像我們之間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就像我們昨天還見過面。我一下子就糊塗了，而且懷疑多年以前的那件事情是否真的發生過。否則怎麼會我還在對自己作心理分析的時候，她已經若無其事了呢？一個朋友看我小肚雞腸地繞不出去這個圈子，又不想太得罪我，就好心好意地勸我：“也許，她早就忘了？”

其實我哪用人家勸呢，我更寧肯當年的事情根本沒發生過，這樣，我也用不著每當回想這件事情就為自己的膽小和甘受屈辱而感到噁心了。而且，說實話，這確實是我唯一一次記得細節的紅衛兵抄家，再以後，就完全沒有感覺也基本沒有記憶了。所以對於××姐姐來說，這完全可能不是第一次而是很多次，所以不是忘，而是根本不記得了。

1966年的冬天來了。我們從來溫暖如春的家裡成了冰窖，我們的取暖系統原來是並不需要特殊照顧的，它和東郊的熱力廠相連，是利用發電的餘熱。但是此時，工作人員已經出於強烈的階級仇恨特意將供暖的閥門關上了。我們只好裹著厚厚的棉大衣，蜷縮在院子或者走廊裡陽光照得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