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材料可寫嗎？

柏楊：有時候，一個問題，可以連續寫，寫一個月。有時需要資料，請記者去跑嘛。譬如，談到節育的問題，他們主張要生孩子；我批評他們。正好一個記者跑回來說：“給你個好訊息！”他說大同中學有個工人生了十幾個孩子，送給人幾個，孩子還是養不起，家裡很窮困。我說，好，再去訪問，把整個資料給我！你說反對節育！在這種情況下，生了十三個孩子，工人一個月多少錢？幾個孩子賣掉了，幾個孩子生病，女人得了腸病，住醫院沒錢！請問，在這種情況之下，生兩個好，還是生十三個好？有人在報紙上罵我，說“跟‘###’隔海唱和”。其實，那時候，大陸還沒有推行節育。他們說：我們###，需要人，你現在要節育，阻礙###大業！反對國策！

問：簡直就是超現實！

（談話在笑聲中結束）

寫於1985年4月愛荷華

臺灣海峽兩岸的對話（1）

訪問者聶華苓女士·整理者譚嘉先生

文載1985年6月7日紐約《華僑日報》

1984年11月，愛荷華電視臺，跟兩位中國作家做了一個訪問，題目是：“臺灣海峽兩岸的對話”。這個訪問以對話方式進行。由“國際寫作計劃”主持人聶華苓女士提問，來自臺灣的作家柏楊先生以及來自大陸的作家諶容女士作答，訪問用中文進行，節目做好後，加上英文配音，在美國播映。

問：柏楊，我們在五十年代就認識了，那個時候，我們都剛開始寫小說，我讀了你那時候發表在《自由中國》上的小說，覺得你的小說是很有批判性的，寫得非常好，也非常尖銳。可是你後來改寫雜文了，你為什麼不再寫小說了呢？

柏楊：小說形式，更需要佈局、更需要情節，我覺得它比較迂迴一點；而雜文字身像匕首，甚至像炸彈一樣，它的效果是直接的，會對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有更大更快的幫助，所以我改寫雜文。

問：那你現在還寫雜文嗎？

柏楊：已不寫了。雜文主要談的問題是社會問題，也可以說社會的病態，甚至是社會的陰暗面。我並不是因為坐牢而不寫雜文，我出獄以後還寫了五年之久的雜文。但是我逐漸發現中國的歷史太久，文化綿延太久，一切的病態，一切的陰暗面，現代的人固然要負責，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應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檢討。所以我改研究歷史，從歷史中去探討我們的根，哪些是優秀的，哪些不是優秀的。

問：你到愛荷華來之前，看過諶容的小說沒有？

柏楊：非常抱歉，沒有，而且也沒聽說過。不僅是諶容的，大陸上其他年輕作家的作品我都沒看過，只有三十年代的作家，因為從小讀他們的書，所以有很深刻的印象。我是到了美國，在舊金山朋友家才看到《人到中年》的錄影帶，一直到了愛荷華城以後，才看到《人到中年》這本書，非常抱歉，我知道的太少了。

問：諶容《人到中年》在國內國外引起了很大的反應，而且拍成了電影。你能不能講一講《人到中年》寫的是什麼？

問：如果講故事就太長了，只能說這小說寫的是中年知識分子，它的主人翁是一箇中年女性眼科醫生。我為什麼要寫中年知識分子？這是因為我們時代決定的。在粉碎“四人幫”，也就是中國“文革”以後，百廢待舉，都需要建設。在這時候，我認為知識分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年知識分子是骨幹，我想在這本小說裡，寫出他們非常美好的心靈，他們願意把他們的知識貢獻給祖國；同時也寫出他們現在實際的生活狀況，工作條件，也就是不很令人愉快的狀況，譬如工資比較低，住房比較擠，這樣的一個現實，我想提起社會的注意，要關心這些知識分子。

問：我覺得有一點很有意思，你們兩位以前都不認識，到愛荷華城才見面，可以說你們是隔著臺灣海峽寫作的，但你們二人有一個共同點：社會意識都非常強烈，你們關心的是國家、是民族、是文化、是知識分子的處境。柏楊，你看過諶容的小說以後，有沒有什麼隔膜的感覺？

柏楊：有很大的隔膜。我看了諶容的小說，以及其他大陸上作家的小說，使我產生一種感覺；雖然我們都是中國人，雖然臺灣和大陸本是一體，但假定這種分隔的現象繼續下去，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兩岸很可能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我們的背景不一樣，表達方法不一樣，思考方式不一樣，用詞不一樣，語言也不一樣。讀了大陸的小說，有時好像讀另外一個世界的小說，很難接受，也許讀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