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論敵。其“情人制”的理論大體如下：……男女的交合本為樂趣，而愛情的範圍不僅限於家庭之內，故隨時勢的推移與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漸消滅，而代為“情人制”。

顧名思義，情人制當然以情愛為男女結合的根本條件。它或許男女日日得到一個伴侶而終身不能得到一個固定的愛人。它或許男女終身不曾得到一個伴侶，但時時反能領略真正的情愛。它或許男女從頭至尾僅僅有一個情人，對於他人不過為朋友的結合。它也準有些花蝨木蠹從中取利以欺騙情愛為能事。但我們所應讚美者，在情人制之下，必能養成一班如畢達哥拉斯所說的哲人一樣，既不為名，也不為利，來奧林比亞僅為欣賞；也必有些人如袁枚所說的園丁，日常與花玩膩了，反與花兩相忘。實則在情人制的社會，女子佔有大勢力，伊們自待如花不敢妄自菲薄。男子勢必自待如護花使者的愛惜花卉，然後始能得到女子的愛情。愛的真義不是佔有，也不是給予，乃是欣賞的。

……在情人制的社會，男女社交極其普遍與自由，一個男人見一切女子皆可以成為伴侶，而一個女子見一切男人皆可以為伊情人的可能性。總之，社會的人相對待，有如親戚一樣：笑臉相迎，嬌眼互照，無處不可以創造情愛，無人不可以成為朋友。門戶之見既除，羞怯之念已滅，男女結合，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恃他創造情愛的才能，創造力大的則為情之王情之後，其小的則為情的走卒和情的小鬼。

……在情人制之下，社會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樣衝動，蟻國一般鑽研。人盡夫也，而實無夫之名；人盡妻也，但又無妻之實。名義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實上，彼此準是情人。張競生在法國生活八年，多次獵豔尋情，拈花惹草，深得其中樂趣。再加上他讀過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聖西門、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著作，他主張“情人制”，乃是順理成章。可是國內那些觀念保守的人、頭腦僵化的人、性格沉悶的人、感情板滯的人，更別說以捍衛世道人心為己任的衛道士們，實在不能接受這套“歪理邪說”，他們視之為洪水猛獸，痛加攻訐和詆譭。有人認為，張競生以蜂、蝶、蚊、蟻四物為喻，等於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已足證“情人制”是下三濫的貨色。他們全都是情緒化的，不講道理的，輕則惱怒，重則忿恨，張競生還哪有辯解的地方？至於他所提倡的“外婚制”，從優生強種的立場出發，建議中國人多與俄國人、歐美人、日本人通婚，漢人多與滿、蒙、回、藏人通婚，南方人多與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為瞎扯淡，當時表兄妹開婚尚被贊為親上加親，是人間美事，張競生的優生強種說就顯得過於超前了，非一般智力者所能接受和贊成。像德齡女士（近代華裔旅美作家）那樣見過世面的女子，不願由慈禧太后作伐嫁給王孫公子，而願嫁給美國人，實在是不可多見的範例，由她來支援張競生的理論當然不錯，可是顯得太勢單力薄了。一向主張“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中國人，對“外婚制”的理解和接受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回國執教（2）

1922年4月19日，美國生育節制專家山格夫人訪華，由胡適擔任翻譯，張競生陪同，在北京大學講演其理論。張競生一向主張節育，乘此機會，極力介紹山格夫人的主張，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收效甚微。亂世中保種不易，再加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積穀防饑，養兒防老”的舊思想作祟，正確的節育主張無疑是出現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和一個錯誤的地點，難怪在知識分子密集的北京也很少有人喝彩。

有一次，張競生經過上海，汪精衛請他吃飯，汪氏子女滿屋，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也是贊成節育的，但結果竟是這樣呵！”這說明贊成節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況那些反對節育的人。張競生認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產生出了無窮盡的精神快樂。”他還改動古詩句“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為“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兒孩”，勸女人不要輕易懷孕。若要小孩，則須出於優生的考慮，選擇惠風和暢的日子，以大自然為洞房，以樹影為花燭，享受和諧的性愛，由此而孕的胎兒，將來不是英雄，便為豪傑，其次也會是才子佳人。張競生的節育理論大受社會的咒罵，招致許多侮辱之詞，他反正久已習慣了，即使大糞澆頭，他也不再抱怨什麼。

1923年4月29日，張競生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發關於愛情的大討論。事由是：1922年3月，張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