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子貢問孔子：師（子張）與商（子夏）哪一個人好些？孔子答道：“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又問：“然則師愈與？”（那麼是不是子張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說：“過猶不及。”即過了頭與未達到是一樣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處；“庸”即平常、常道。作為行為規範，達到“中庸”的方法，是“執其兩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種議論的兩種極端，選擇適中的辦法。

《中庸》中充分發揮了孔子的觀點主張，認為修道要達到的最高標準就是“中和”。《中庸》中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封建社會的五倫關係，道德標準之“不行”、“不明”，蓋在於人們的認識和行為出現或“過”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們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謂“中”。

那麼，在毛澤東的眼裡，“中庸”又是什麼呢？

毛澤東在致張聞天的信中針對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書中關於“中庸”的解釋，闡明瞭自己的觀點。

陳伯達認為：“孔子在認識論上曾有關於‘質’的發現。孔子說：‘過猶不及’。這就是說：一定的‘質’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過’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於一定的‘質’。這‘質’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所謂‘中庸’。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關於這‘過猶不及’之‘質’的發現，這是孔子在中國哲學史上一個很大的功績。”

針對此論，毛澤東指出：

伯達的解釋是對的，但是不足的。“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鬥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一定的質含有一定的量”是對的，不如說“一定的質被包含於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從事物的量上去找出並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於其它異質，作兩條戰線鬥爭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及“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確地解釋了中庸的意義。朱熹在“舜其大知”一節注道：“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這個註解大體是對的，但“兩端”不應單訓為“眾論不同之極致”，而應說明即是指的“過”與“不及”。“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係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另種狀態了，這就是另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並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②

第二章　毛澤東與四書五經（30）

值得指出的是，大約半年以後，毛澤東在閱讀艾思奇編的《哲學選輯》所作的批語中，對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顯的變化，認為它“本來有折衷主義的部分，它是反對廢止剝削又反對過分剝削的折衷主義”，又說，“中庸思想是反辯證法的，它知道量變質，但畏懼其變，用兩條戰線方法來維持舊質不使變化，這是維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論”。這就從政治上，又從理論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禮記》大同理想對毛澤東的影響

少年毛澤東在韶山的私塾中讀經的時候，自然攻讀了儒家的經典、五經之一的《禮記》。

《禮記》，是一部秦漢以前儒家討論禮制的論文集，多為孔子的弟子或再傳、三傳弟子所記，間有講述禮儀的古書。後來成為儒家經典之一。相傳為西漢戴聖編纂，故又稱《小戴記》或《小戴禮記》。全書分《曲禮》、《檀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