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在一起徵收的卻遠過於這個數字，因為多出來的錢，還要充作府衙公費，縣衙公費，林林總總各種各樣的攤派公費。但是，這些不論怎麼說都是正項賦稅，而歲辦和坐派這些雜項呢？”

汪孚林一邊說一邊開始掰著手指頭算：“嘉靖年間，徽州府所有正項賦稅加在一起，也不過是交六萬多兩。然則，歲辦戶部軍需之供，五千五百三十五兩。歲辦工部軍需之供，五千六百八十二兩。歲辦禮部軍需之供，兩千兩百七十兩。裡甲軍需銀，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九兩。工部額外坐派之供，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兩。戶部不時坐派之供，四萬七千九百五十一兩，這裡頭有協濟蘇松丁田以及鎮江用兵的一萬兩千九百五十一兩，說是蘇松鎮江那邊事寧則免徵，但還是徵了整整四年，隆慶年間方才停止。工部不時坐派之供，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一兩。

至於撫院不時坐派協濟鄰郡之供，這不是常有的，嘉靖四十年景王之國，兩萬兩。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宮眷回京，一萬兩。事後則止。撫院不時坐派備邊之供，嘉靖三十四年新增一萬八千三百六十四兩。除去這些註明年限的是特例之外，其餘都是年年徵課，從不曾停。”

即便汪孚林這樣一個對數字很敏感的人，要記住這一長串數字，當初仍然費了不少功夫，而且那還是因為看了徽州府志歲貢歲辦一欄之後，實在太過於驚駭的緣故。這要是他再穿回現代，誰要再敢對他說明代賦稅低的，他簡直想噴那些人一臉唾沫星子，那是因為朝廷著實厚顏無恥，在大明會典等官方典籍中只記載正項賦稅，只把這些拿出來給人看的緣故，龐大的歲辦和坐派這種東西只能在地方誌裡頭找到蹤影！

當然，嘉靖年間確實是個特例，有東南抗倭，還有嘉靖皇帝在修宮殿，所以攤派尤其嚴重，但是，算算一算這各項歲貢和歲辦，比正項賦稅銀子高多少？將近十五萬兩銀子的歲貢和坐派，收稅最多的年份，這些雜項幾乎是正項賦稅的三倍！而更加可怕的是，歲貢歲辦原本應該並不是固定的，卻漸漸相襲為永制，隆慶年間方才有所減少。前些年葉鈞耀任職歙縣令的時候，歲貢和歲辦算是低的，但也比正項賦稅高，至少達到了一比二的地步。

“這負擔重是重在夏稅絲絹，還是這歲貢和坐派？可憐啊，民間鄉宦富民，朝堂諸公老大人，誰都不敢動這個，須知洪武年間根本就沒有這些，所謂永不加賦，也只是不加正項賦稅，雜項從來就沒事少過。帥先生，你是精通算數的人，不要和我說你不知道！在大明會典這國家一級的典籍上，賦稅不到縣，只到府一級分派，而且免役免稅的衣冠戶太多，而諸縣正項賦稅雜項攤派總數多過一府總數，餘者皆入公費，賬目混亂，這才是諸縣紛爭的最大源泉！”

PS：我再申請休幾天…（未完待續。）

第六四二章　殘局和善後

“我當然知道……然則歲辦和坐派是沒辦法的。”帥嘉謨自己也知道這辯解是何等無力，聲音恰是苦澀得很，“就比如說是挑夫，身上既然揹著幾百斤的負擔，哪怕能夠減少半斤，也足以讓他感恩戴德了。汪公子，朝三暮四的故事，用在尋常百姓身上，何嘗不是一樣的道理？我只想爭一爭，何嘗想到會引來這麼嚴重的反應！我現在根本不知道，將來該怎麼辦？”

對著整個人再次憔悴一如當初在京師受傷時的帥嘉謨，汪孚林沉默了一會兒，最終苦笑道：“不是我潑冷水，徽州府你目前是呆不下去了。你想回老家就回老家，我貼補你銀子。要是老家不想回去，就去杭州我那鏢局裡頭當個賬房先生，那些講義氣的漢子會護著你。我能把歙縣令薛超給頂回去，那是因為此人這次實在是做得太過卑劣無恥，又庸碌貪婪，不得人心，可若是姚府尊又或者馮觀察要拿你，我就攔不住了。走吧，立刻就走。”

這種動輒就立刻要跑路避災的日子，帥嘉謨已經經歷過很多次，唯有這次眼看成功在望，卻突然鬧出這麼大的波折，他因此分外失落。然而，汪孚林在他家中被圍之前緊急派人趕到轉移走了他們一家人，而後又在縣衙駁回了薛超要出牌票的命令，可以說已經仁至義盡了，他還能有什麼好說的？

“我聽汪公子的。”帥嘉謨低聲說出了這幾個字，隨即在沉默片刻後，又補充了一句。“我去杭州。”

那個老家只不過是籍貫上的家鄉。對於從小在歙縣。在此度過了人生中最長一段歲月的他來說，老家實在沒有太多值得掛念的地方。語言不通，親戚如同路人，尤其是他這樣狼狽不堪地灰溜溜回去，不是送上門的笑柄？

帥嘉謨帶著家眷悄然離城的這一天，歙縣縣衙中也換了主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