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的md-82已經有兩年時間了,上飛的技術水平如何,業內人士有目皆知。兩年來陸續組裝起來的md-82飛機,開始的時候甚至連FAA的認證都拿不到。
這是在全部來料組裝的基礎上,後來是何文治親自出面,請了麥道的工程師當場對整條生產線進行了全面調整。
上飛自己不想用國產化替代一部分md-82的配件?可惜,上飛就連md-82的蒙皮都做不好。
何文治的思路是透過組裝來掌握生產技術,可惜卻忽略了大飛機制造需要的是一整個工業體系。就算複製了麥道和波音,難到能複製五千多個波音的大、中、小型供應商嗎?
波音飛機上的一個零件,可以養活一個美國或者歐洲的一家小型企業。也許全世界生產某一零件的也只有兩三家小企業,這些無法計數的專精型小企業,才是波音的核心競爭力。沒有看到中國此時工業體系無法支撐md-82的需求,沒有波音對技術的投入和供應商的管理體系,盲目的以為引進能夠解決生產,這是何文治最大的失誤。
但問題是何文治的私心。
為了上飛和他的仕途,他可以將mpc-75的合作拖瘦、拖死,將另一個有希望的計劃攪黃。原本中國可以提前至少十年時間,就先經歷一次ARJ-21專案類似的鍛鍊,從頭掌握一種新客機從設計到投產的整個流程。但僅僅是因為擔心威脅到md-82專案未來可能的市場,就把這個希望掐死在了萌芽階段。
“沃爾先生,西飛同樣也是合作方,絕不會希望出現這種事情。”吳大觀站了出來,解釋道:“西飛是新支線客機計劃的執行主力,承擔的風險已經非常沉重。將更多的風險再轉嫁到西飛的頭上,更有可能的是讓反對西飛的勢力得逞,導致西飛不得不退出合作。我想我們四方合作的基礎,應該是共同開發出新的支線客機。在這個目標下承擔各自力所能及的責任,我們應該更加團結在一起,而不是互相算計,否則這樣的心態對合作我想沒有什麼好處。”
吳大觀的身份在那裡擺著,即使是沃爾也不可能對他的發言置若罔聞。
他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就是說如果格魯門和沃爾的目標是把事情做成,那就應該多考慮一下互相幫助,共同克服困難,不要太過於計較得失。而不是遇到問題,去冷冰冰的扣合同和規則,將一切利益得失都算的斤斤計較。這樣的話如果對八十年代的國內企業和個人來說,或許是沒有問題。但換成是沃爾和曼斯坦因,雙方對“商業”的不同概念就產生了差異。
在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中,價值大約是等於付出的勞動和原材料兩者之和。而對於沃爾這樣的西方商業精英來說,價值則是透過稀缺性和風險等因素構成的。
也就是說,哪怕只是一個靈光一閃的好點子,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只要它是非常“稀缺”的,那麼它的價值就會非常高。同樣金融業的風險巨大,因此它賺取超額利潤也就是合理的,並不因它實際上並不創造價值而變得低廉。
究竟哪一種價值觀更加合理,這是一個需要長久討論的問題。但吳大觀和沃爾雙方的價值觀差異,卻是真實存在的。
“對不起,尊敬的吳。”果然,沃爾冷著臉搖了搖頭,強硬的說道:“對於商業活動,我們必須清楚自己的底線在哪裡。如果合作方需要強勢一方去遷就,他就必須認識到,他的付出配不上自己得到的。只有所有人都得到自己應得的那部分,這樣的合作才能長久,更是合作雙方團結在一起的基礎。”
“可是……”
“吳老,您不必多說。”出言打斷吳大觀話語的,竟然是羅素。他擺擺手,沉著的站在沃爾和曼施坦因面前,點頭道:“我們西飛對國際商業規則同樣非常理解,風險和收益之間的關係我們同樣會尊重。誰承擔風險誰受益的基本準則,我和兩位同樣認可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但是西飛目前能夠承擔的風險已經是最大化程度,這同樣也是客觀事實。如果再失去更多的收益份額,西飛參與新支線客機的資金利用率就會低過了將資金投入代工業務的效益。這樣一來,我們的經營策略就會受到企業內部和上級的共同質疑,西飛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選擇退出合資企業。”
“這很遺憾,但我同樣無法說服格魯門公司毫無緣由的讓渡出自己的利益……”沃爾聳了聳肩,但卻是一步不退,大有魚死網破的氣勢。
羅素此時竟然笑了一下,同樣是攤手道:“沃爾先生誤會了,我想說的是,西飛絕對不會接受這樣的結果。新支線客機計劃必定會順利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