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午他說了很多話，其中有一句話可能是我這輩子聽到的最動聽的、也是在我的記憶中儲存最深的。那是在那瓶二鍋頭酒基本一空的時候，他夾了一顆花生米放在嘴裡，慢慢地嚼著，然後一字一頓地說：

“我這兒正好缺個幫手，如果你不怕委屈的話，先留在我這裡幫幫忙，等以後有機會可以再換嘛……”

——這句話直到現在我還能夠一個字不錯的記得，以及他說這句話時眼睛盯著手中的酒杯、那種看似漫不經心實則下了很大決心似的神態。

當時我幾乎是失聲叫了出來：“好啊……”

老闆姓趙，由於經營著這家魚頭泡餅屋，所以周圍的人都叫他“老魚”。

後來和泡餅屋的服務員小翠熟了，她才告訴我，其實那天看我直到三點多了還不結賬老魚就已經看出來我的心思了，只是他沒有說破。而且其實那時他店裡的生意很不好，正在考慮轉讓，當然肯定也不缺幫手。

我真的感激老魚。

我在老魚的餐廳裡做了將近一個月的服務員，除吃住外還領了四百塊的工資。

一個月後我就離開了那裡，去了一家廣告公司寫文案。再後來，我的工作就開始像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很多單位現在都已經不記得了。但無論換了什麼單位，我肯定第一個打電話通知老魚，告訴他我最新的電話和地址。我時常在週末的時候去找他聊天、喝酒。我和老魚的關係也越來越像哥們兒。

有時候我也有意多帶些朋友去那裡吃飯——當然是要付費的，只不過打一點無關痛癢的折扣而已，算是替老魚攬客吧。

九個月後，也就是1997年的春節前夕，老魚突然打電話告訴我，說餐廳要關門了，他準備回老家去，不回來了。

北京邊緣（5）

走之前我們沒見面。老魚說別來了，這種場合下一定會喝多酒的，是朋友以後肯定還會見面的。

然後他就從此杳無音訊。

從此，我和老魚再也沒有見過面。

3

現在是我蹲在北京邊緣的第七個年頭。

之所以說“蹲”，是由於在很多北京人的眼裡，外地人是永遠不可能和他們平起平坐的，既然如此，所以我寧可選擇蹲著。

“蹲”其實還有另外一層含義，由於這是一種很不舒服的人體姿勢，所以保持這種姿勢的人不會安於現狀，他時刻想著走開，想起跑，而且這種姿勢相比坐著、相比臥著、相比躺著、或者相比趴著等等姿勢起跑更為容易。

換句話說，與以往的心態大不相同，現在我實實在在想憑著自己的本事在祖國的心臟地帶做出點事情。具體做什麼呢？我自己一時也說不清，所以就只有習慣性地晃晃悠悠地在河水裡摸石頭。

然而一晃七年過去了，我對河裡的石頭依然陌生得一塌糊塗，當初僅有的一點想法至今也毫無眉目，現在淪落（或者叫被收容）在一家牌子很大——中國國際文化藝術出版公司——卻只有十幾個人一年到頭只能靠出一兩本人物名錄過活的出版公司，我的職務名稱是編輯兼圖書策劃，我的實際工作每日校對整理一些街道辦廠長或是寫過幾篇論文畫過幾幅風景畫的濫三濫四的人物小傳（當然都是《世界名人錄》要收錄的了），簡直無聊透頂。

薪水嘛不多也不少，勉強應付我的日常生活和偶爾出去花天酒地一下的開支，基本屬於“月光”一族——這也正是我迄今為止還和老段希言三人共擠一間灰黑斗室的主要原因。

詩自然是不會再寫了。

自從七十七個月前離開小縣城，我就再也沒有動過這個念頭。

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已經漸漸淡忘了“詩”和“詩人”這兩個詞，就像海水衝過，沙灘上曾經寫上去的海誓山盟的文字被輕易地衝刷掉，乾淨而徹底，不再有一絲痕跡。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給自己找到了一份偉大的工作：從事“文學創作”——這個詞聽起來有點酸酸的，所以後來我又改為“寫作”，再後來改為“寫東西”，再後來根據自己寫的一大堆文字的基本性質和共同特點，最終命名為“寫黃｜色小說”。

我也不願自甘墮落的。生活中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夠左右的，譬如為了錢、譬如你喜歡。我是屬於後者，因為有時候我真的覺得做這件事讓我覺得如此興奮和安慰，像抽菸喝酒或者蹦迪的感覺。

當然也為此掙到過錢。曾經有一個偏遠地區的三流雜誌採用了其中的兩篇，加起來二十幾萬字，稿酬接近四萬元。但錢很快被揮霍掉了，因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