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後陸續歸還，其中就有當年的學習筆記若干冊。透過那早已發黃的粗劣紙張和紙張上密密麻麻的記載，可以窺知筆記主人在學術征途上歷盡的艱難困苦與豐碩收穫。曾留學德國十年，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在廣州一次會上說：“陳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六十四本之多，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類。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鑽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62】季羨林同時講道，東方古代語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較語言學方法，即用一種文字之佛教經本與其譯本相比照，進而探究不同語言之規律與變化。陳寅恪之語言學習與文獻閱讀是相關聯的。例如學梵文，寅恪就專聽過梵文金剛經研究課程。正是有了如此淵博的學識，他才敢於在大師如林的清華園開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大課。據說，俄國人在外蒙古發掘到三個突厥石碑，但對碑文一直搞不清楚，學者們莫衷一是，後來請陳寅恪翻譯解釋，各國學者竟毫無異詞，同聲贊同。

陳寅恪嘗謂自己是“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63】。到底是鹹同（咸豐、同治）還是光宣（光緒、宣統），是自謙還是自貶，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放洋十六載，依舊是鄉音未改，裝扮如故，與大多數歸國留學生如羅家倫等輩一派西裝革履，油頭粉面，如戲臺上女扮男裝的小生打扮大相徑庭。陳氏夏秋總是一身長衫布履，冬春則棉袍加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三塊瓦”皮帽），褲腳扎一根布帶，腳穿厚棉鞋。戴上近視鏡，一副土老兒模樣。1934年清華大學出版的《清華週刊？歡迎新同學專號？教授印象記》中，曾有一段對陳寅恪的描寫：

清華園內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陳寅恪先生了。你們中誰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課表上有“唐詩校釋”或“佛經翻譯文學”等科目的鐘點，然後站在三院教室前的過道上等一等，上課鈴響後，你們將看見一位裡面穿著皮袍，外面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帶著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著棉褲，足下登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從對面行而來，這就是陳寅恪先生了。【64】

獨為神州惜大儒（3）

僅從外觀上很難令人想到此人乃學貫中西、開一代學術風氣的大師，因而在生活中經常鬧出一些啼笑皆非的“怪事”。

陳寅恪初至清華園任教，他的侄子陳封懷已26歲，正在清華讀書，得以經常與這位做了導師的叔父見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鋪、書鋪等地轉轉。陳寅恪由於長期伏案工作，極度缺少運動，因而體質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來購書，一部分買藥。陳氏只相信西醫，常到藥房買各國治療腸胃病和心臟病的藥物。據陳封懷說：一次到西單一家藥店去買胃藥，“當時西藥店的藥品絕大部分是洋貨，店員取出幾種胃藥，其中有德國貨、美國貨和日本貨，沒有中文說明書。他把每個瓶上的說明以及盒內的說明書都仔細看過，然後選購了一種。店員以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邊連忙解釋說‘他懂各國洋文’，使所有在場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65】。

日常生活如此，登上講堂也頗有點“怪招”。在清華園內的課堂上，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後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每堂課均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於平常人人所見的史籍中發現新見解，以示後學。對於西洋學者之卓見，亦逐次引證。有時引用外文語種眾多，學生不易弄懂辨明，陳氏便在黑板上把引證材料一一寫出，讀其音，叩其義，堂下弟子方知何為梵文，何為俄文等語言文字。因陳氏每次講課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闡發，故學生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一些大學教授與外校師生也專程前來聽講。據陳寅恪的受業弟子藍文徵對臺灣學者，即陳氏的再傳弟子陳哲三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紮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