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攔截，果然在一艘輪船上找到了俞。一問方知，俞不是什麼神經病，而是想家想得忍受不了，欲溜之乎也。傅斯年聞聽大怒，心想此事甚為荒唐，乃強壓怒氣苦苦勸說，讓其咬牙挺住，回英繼續學習。無奈俞平伯去意已決，死不回頭，傅斯年知道此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事理，無可挽回，乃長嘆一聲，黯然作罷。後來傅在致胡適的信中頗有些垂頭喪氣地說道：“他到歐洲來，我實鼓吹之，竟成如此結果，說不出如何難受呢！平伯人極誠重，性情最真摯，人又最聰明，偏偏一誤於家庭，一成‘大少爺’，便不得了了；又誤於國文，一成‘文人’，便脫離了這個真的世界而入一夢的世界。我自問我受國文的累已經不淺，把性情都變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長嘆。但望此後的青年學生，不再有這類現象就好了。”【11】

在這封信中，傅斯年告訴胡適“自己在北京大學六年，一誤於預科一部，再誤於文科國文門，言之可嘆”，從此下決心跟隨倫敦大學著名教授史培曼（Spearman）學習研究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物理學、數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課程，做一種真學問，不像有些留學生一樣求速效，急名利，欺世盜名，做回國升官發財之迷夢。對於這一取捨的最終結果如何，傅斯年心中並無清晰的把握，正如他給徐彥之等幾位新潮社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12】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