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科學地理，旋又愛上希臘文，後竟把利瑪竇所譯《幾何原本》改譯一遍；而傅斯年學過實驗心理學、數學、理化學，聞聽柏林大學近代物理學、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顯赫一時，又到此處聽相對論、比較語言學，偶爾書包裡還夾厚厚一部地質學著作。”【7】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歐洲行旅（3）

羅家倫所說的傅斯年是1923年9月，由英國倫敦大學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的。如果說當年由山東官費放洋是他人生命運的一個轉折點，那麼，自英轉德則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方向。而使他作出這一重大人生抉擇的關鍵人物就是陳寅恪。

傅斯年在歐洲求學七載，回國時只留下幾本筆記，其餘一概丟棄，致使後來的研究者很難掌握他在那七年間思想與學術歷程的演進與變化。幸而傅氏有幾封與朋友的通訊和幾篇報章文字保留下來，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點線索，從而觸控到他在那個特定時期的思想脈動。

放洋海外，是傅斯年早在北京求學時就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其使命所在，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了解除自己久積於心的無數困惑與探求真理的慾望而出國的。當他得知自己獲取官費放洋的訊息後，于山東聊城老家給北大同窗好友的信中說道：“我向來胸中的問題多，答案少，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來，更蘊積和激出了許多問題。最近四五個月中，胸中的問題更大大加多，同時以前的一切囫圇吞棗答案一齊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學的飢，飢得要死，恨不得在這一秒鐘內，飛出中國去。”【8】字裡行間，除了透出傅氏直來直去的性格和迫切心情外，其遠大的人生志向已有顯露。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告別北大同窗好友和新潮社同仁，由北京起程直奔上海。

抵達上海後，傅斯年與一同赴歐的同窗俞平伯等暫居新群旅館，籌辦登船事宜。正在蘇州家中休假的北大同窗好友顧頡剛專程前來上海送行。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離開上海吳淞碼頭，向浩瀚的印度洋駛去。1月19日晚，傅氏按捺不住心中情感的湧動，提筆給新潮社諸友寫了一篇路途觀感，敘述了離京的經過和對上海的印象，文中說：

在上海住的時間很短暫，沒得什麼益處。但見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不止可以駭然，簡直可以痛哭一場。社會組織不良，才有這樣的怪現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我覺得上海有一股絕大的臭氣，便是“好摹仿”。請看上海話裡，一切名詞多是摹仿的。不直陳其事，而曲為形容，拿甲來替代乙，拿丙來比喻丁，其結果無非令人肉麻罷了。至於行動的摹仿，更不要說。從摹仿“倉聖”，以至於模仿“洋崽子”，雖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婦女摹仿*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婦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的衣服。

白情有句話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麼，都和流行病一般。”我想所以事事成流行病的緣故，有兩層：瞭解不了，抵擋不住。漂亮是誤人的淵藪，因為它是油滑浮淺漂流的根源。我平日想漂亮是糊塗的別名，時髦是發昏的綽號。【9】

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門後，第一篇觸及社會生活的評論性文章，內中透出其獨特的觀察力與鋒芒畢露的性格，也暗含著對民族精神的憂慮與傷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號發表後，曾引起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籍男人們的反感與抵制，認為傅醜化了上海人云雲。而此時的傅斯年已顧不得這些是是非非了。

經過四十幾天的顛簸動盪，輪船穿越地中海與直布羅陀海峽，終於抵達英國的利物浦碼頭。傅斯年與俞平伯下得船來，於次日乘車趕赴倫敦，入倫敦大學研究院就讀。對於一路上所見到的海光山色，奇情異景，傅斯年在給好友徐彥之的一封信中不無得意地說道：“沿路四十日間，把幾個階級的文化，幾個最異樣的自然現象都經過了；幾千年的民族經歷都溫習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物件，也都有了。”【10】　txt小說上傳分享

歐洲行旅（4）

在學校選擇的問題上，傅斯年解釋了自己選擇倫敦大學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牛津或劍橋的原因，主要是官費不甚充足，而倫敦大學在學費和花銷上要比前兩校便宜許多。傅斯年意想不到的是，剛進校兩個星期，一同前來的俞平伯便不辭而別。傅、俞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個宿舍的好友，俞是受了傅的鼓動而專程來英留學的，如今突然離去，令傅斯年驚惶失措，急忙外出尋找。聽人說俞已趕往法國要乘船回國，傅斯年疑心俞氏得了精神病，急忙追至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