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情又往往不是一個“愁”字就了得的。

隨著國內軍閥混戰不息，形勢混亂不堪，山東政府方面的官費籌措已極困難，無法及時向海外留學生匯寄。這個時候國內的紡織大王穆氏企業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羅家倫的經濟來源中斷。為了繼續在英、法兩國收集近代史資料，以便完成最後一年的研究計劃，羅氏除了譯書寫稿掙點小錢補貼外，透過老校長蔡元培介紹，向商務印書館監理張元濟借得國幣1500元。這筆款項於1925年下半年分兩次匯至倫敦及巴黎，羅家倫得此鉅款，除償還債務外，手頭還有部分餘額。此事被傅斯年偵知，借這年秋到巴黎短期訪學之機，向羅氏借了一筆小款以為急用。到了秋後算賬時，手頭已不寬裕的羅家倫致快信向傅“討債”。已是窮困潦倒的傅斯年大窘，立即修書一封，敘述自己“挖東牆補西牆”的艱難處境，其中一段寫道：“弟在巴黎最後接到朱寄之二十，換了後，還債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馬克尚是從吾（按：姚從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員外尚有幾文，故用到11月，過了初十，朱寄來二十鎊，交了2月房錢去其過半，所餘的月底還完了員外怎麼辦呢？幸與老陳（按：陳寅恪）定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