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的清理了。因為它是我們的國家社會是否能夠健康的走在世界發展之途的關鍵。

所以，還是把趙構的像跪在那一片墓碑之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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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漢奸”精神學

中國人的“漢奸”精神學

——科方式

在中國的民俗文化語境裡，漢奸與汙吏是中國人的人格形態，並沒有價值認識的約束，和民族認利益觀念認識並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做為同樣可以榮華富貴的途徑，並沒有在中國人的原始認識裡產生質的分別。所以汙吏可以做的蔚然成風，漢奸也做的理直氣壯。

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現世的行為理念，比如很少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教育，從我們對歷史考古學的運用就可以發現，被囚困在岳飛墓前的鐵鑄秦檜跪像的主要的歷史定名身份是奸臣。而漢奸這一定名也是基於奸的意義解釋，而奸之最大則是奸臣。奸臣是什麼？背叛了一個人的天下的倫理法度。這個人就是皇帝。而這奸也只有對他才是有意義的。因為只有他才能使別人稱臣。那麼無疑的也可以說，從這種話語的表述裡我們就可以看出，其實天下之失也無非是一個人的損失。為此人們可以去做漢奸，可以去賣國求榮。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因為都是一個人在流血。而那個人就是常常可以變更的皇帝。

在中國的民眾意識話語裡，忠是一種單向指向——愚忠，既表現在意識形態上對皇帝體制的忠，而不是對某個具體個人，對民族形態的忠。雖然其實這種忠臣的表現正規化是一種虛置的，它會隨著時事的變遷而改變。但是在多數時候它還是具有它的表現世界的。因為它幾乎總是基於下一個朝代的命題。於是也發生的那麼多屢見不鮮的帝國的的難堪政事：一到國難，叛變、投誠等漢奸之士大行其道。在中國歷史上已經算不得難得的風景了。因為在政治的歷時性之中一直都在上演。甚至主角都不用去記了，因為太多了。

其實一個重要之點在於中國並沒有強大的哲學形態。儒家思想作為中華傳統政治、社會的指導思想不提供情感價值認識。它只是一個理念的形式，在此理念之中人甚至沒有自己的存在空間。因為學術分身的現實所要表達的是一種現實需求，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社會價值認識。儒家的規則的本質就是要達求人的自我方式塑造。它提出了行為於世界的規範和認識，至於一個人怎麼行事那是無關規則本身的事。就此而言，它並不提供可靠的價值追求，比如君子、小人之分也只是一種假定的人格形態。因為它不要求人要對此表明什麼，一切都在自為之中。通常情況下可以做君子，也可以做小人。並沒有什麼人性的枷瑣影響人的重大抉擇。

那麼由此而形成的實用主義的現實規則就是不難想像的事了。當既定的社會體系面臨危機的時候，特別是這種社會建立在帝皇權力的無常上。那麼個人選擇就真的是一種現實的選擇了，它剝離了情感基礎，因為其實在帝皇社會中是沒有強大的情感磁場的。帝皇的自私與無常常常造成社會的變幻，因為也是個人對自己的不確定。這種社會就是建立在相互的不確定的關係之上的。因為皇帝可以隨意的殺死任意的人。那麼在非常的時段，社會的改變也許往往不用經過皇帝就已經各自獨自選擇了。因為相互的關係都是建立在相互的表現之上的。表現的本質是生存權力的可能，那麼相互的關係如此只是生存者的關係的話。現實真的*的一無所有了。

偽忠思想是一種在儒家學術之上的另外的突兀的建構。因為在本質上都沒有成功的人格之學在意識形態的建構上也同樣的不成功。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沒有嚴肅精神宗教的結果。在中國的文化政治意識話語裡，忠是一種單向指向——愚忠，既表現在意識形態上對皇帝的忠，而不是對民族形態的忠，這種現象一方面可以說明為什麼普遍的中國人，特別是經過經史教育的詩書之士和儒家弟子沒有堅定的政治價值意識，而且沒有人格情操的良好文化形態。因為他們缺少的是認定事物和原則的價值體系。從而也就導致了著名的漢奸形態得以在很多歷史時期大行其道的關鍵所在。因為作為中國的社會及政治運作的儒家經典更多的是一種人格和行為的規範教條，而幾乎不提供可以使人依賴的公共的情感價值，加這帝皇權力對政治形態之中人的扭曲。這一切就顯得明顯卓著了。愚忠要麼能夠成功，那麼它就造就了一批鐵桿奴才；要麼失敗，就像是眾多的亡國現實一樣。

還有一點重要的是，在現實認識裡，中國人從來不把政治當做自己的事，而是把它當做朝延的事。朝延從定位上說是帝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