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都與袁項城難分軒輊；而且百熙總理在參眾兩院的影響力非同一般，足以掣肘袁項城。若是日本進犯我國，袁項城真不同意宣戰的話，那時候全國上下民意洶洶，袁項城未必能獨善其身！”

梁啟超低聲說道：“百熙、百里，你們聽說過‘公民黨’的名諱麼？”

孫元起、蔣百里一齊搖頭。

梁啟超道：“今天早些時候，大總統府秘書長梁燕孫（梁士詒）曾輕車過訪，邀請在下加入他新組建的公民黨。按照他的描述，在經歷此次南伐之役後，國民黨激進派已經凋零殆盡，留在國會的國民黨穩健派一則畏懼於袁項城的毒辣手段，二則見新中國黨處於優勢地位，已經開始組閣，便有心捐棄前嫌，與新中國黨相互提攜。袁項城見國民黨穩健派與新中國黨有合流跡象，擔心局勢不利於己，就命梁燕孫出面組織新政黨，準備在國會中一決高下。

“受命之後，梁燕孫便糾合潛社、集益社等小政黨組成公民黨，主要成員包括參眾兩院議員李慶芳、梅光遠、權量、陸夢熊等人。他們的意圖很簡單，在短期內就是收買足夠的兩院議員，儘快選舉袁項城為正式大總統；而長遠目標就是佔領國會多數席位，變國會為袁項城之鷹犬。因為梁燕孫與在下既是同鄉（都是廣東人），又是同學（都在佛山書院就讀），還是同年（都是光緒十五年廣東鄉試舉人），所以這次才屈駕相召。”

孫元起笑道：“外間可一直傳聞這位梁燕孫是任公你的弟弟！”

梁啟超擺擺手道：“我和梁燕孫雖是同鄉同姓，不過卻並非出自同一宗族。即便上溯五百年算是同譜兄弟，燕孫生於同治己巳（1869），我生於同治癸酉（1873），也應該他是兄、我是弟。所謂兄弟之說，不過是當年惡意中傷者捏造之言，謠言流佈之後竟然人人篤信，乃至積毀銷骨，真令人不禁有眾口鑠金之嘆！”

蔣百里解釋道：“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首開經濟特科，傳聞梁燕孫首場被點為一等第一，很快就有佞人對西太后譖言，稱梁燕孫為任公之弟。雖然闢謠很容易，但西太后對梁燕孫的印象已經大壞，而且他與任公同姓（同姓‘梁’）、與長素先生同名（康有為本名康祖詒，與梁士詒最後一個字相同），是‘梁頭康尾’，又都是廣東人，難逃亂黨嫌疑，心中大為光火，便取消了梁燕孫的名次。所以任公有‘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之嘆。”

孫元起道：“在下雖與燕孫秘書長並無太多交往，但這兩年他在大總統府、孫某在國務院，免不了時常要打交道。這位秘書長智計過人，深得大總統信任，尤其是在交通系統更是影響深遠，素有‘梁財神’之美譽。由他來支援成立新政黨，倒是人盡其才！”

梁啟超道：“據燕孫兄的意思，他們公民黨要在參眾兩院特設‘國會議員會’，專門拉攏議員入會，為推舉袁項城為正式大總統而奔走呼號。但凡加入該黨的議員，每個月發給200元的津貼以資獎勵。百熙莫要小覷！”

孫元起點頭道：“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燕孫秘書長能開出如此價碼，國會議員必定趨之若鶩，公民黨將不日成為國會中的生力軍，孫某又豈敢輕視！只是不知任公對此事怎麼看？”

梁啟超有些不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梁某然不能事事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卻也有幾分傲骨，豈能為每月數百元出賣自己的人格？所以在下斷然拒絕了梁燕孫的邀請！而且當下最緊要的任務不是選出大總統，而是首先制定憲法。倘若憲法未定，而先選出總統，本末倒置，豈非為輿論所不容，且為外國所恥笑？”

民國正式國會自1913年4月召開，為何一直拖延到10月遲遲沒有選出大總統，其根源就在於“總統選舉”與“憲法制定”孰先孰後的問題。在國民黨看來，革命的根本目標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國，所以強烈要求制定一部較為完備的憲法取代已經稍顯過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並藉以約束日漸膨脹的袁世凱的政治野心，以便把中國政局納入民主政治的正軌，故而他們把制定憲法看得比選舉大總統更為重要。在他們觀念裡，正式大總統的選舉、性質、地位、許可權都根基於憲法，先制憲後選舉總統是無可逾越的！

與之針鋒相對的是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等議員，他們竭力主張先選舉總統、後製定憲法。他們所持的理由同樣冠冕堂皇：憲法制定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而總統選舉卻可以一日而定。國家一日沒有選舉出正式總統，則全國秩序一日難以維持、外國列強一日不予承認，難免遭受瓜分之禍！再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