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曹操的幕僚團中有多麼大爭執的聲音了。

當時曹操的智囊團中，除了賈詡以外，郭嘉已經先逝，另有荀彧、荀攸、程昱、蔣濟、董昭等數人，察諸人傳記，未見有在赤壁之戰中一展才智的謀臣。只有程昱傳記中記載了程昱對於劉備東逃後孫權會不會殺劉備的預測，也未見其對進軍江東的戰略持何種觀點。我們認為，出於人物傳記對人物美化的考慮，贊成參戰的建議一般不會出現在人物傳記中（因為陳壽認為贊成參戰是一種失策）。由此可以推論，隨軍的曹操智囊團們大多數是贊成順勢東下滅吳的戰略的，其中包括在官渡之戰中為曹操獻過奇計大功的荀攸、程昱。我們也很難說這些贊同的聲音是發自內心的還是隨聲附和的，因為從曹操拒聽賈詡的勸諫已經可以看出，智囊團的意見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他的專斷與驕橫已經使這場戰爭不可阻擋的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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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生化戰”

對於古人來說，瘟疫和戰爭最為恐怖的兩大災難。而當這兩大災難又往往同時產生，相伴而來。試想，正是因為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社會動盪，所以農民揭竿而起，地方武裝叛亂，外敵趁亂入侵，從而引發全國性的戰爭；相反，正是因為戰爭連綿不斷，大批的陣亡士卒拋屍野外，無人掩埋，致使屍體腐爛，空氣和飲水遭到汙染，疫病橫生，從而引發全國性的瘟疫。而每到這兩者相伴而來、人民禍不單行的時候，也往往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東漢的覆亡、唐朝的覆亡、明朝的覆亡莫不如此。

靈帝年間，中國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瘟疫傳播，這場疫疾橫掃了黃河南北數十個郡縣，帶走了全國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許多村莊甚至雞犬不留，淪為人間地獄。漢朝奉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認為自然的變化和人類社會的變化是相互關聯，互為感應的。天象往往是人事的折射，也往往能夠對人事起到預測作用。如此大規模的疫病災害自然被讖緯家認定為漢室將亡的先兆。只是這一次的預兆不再是迷信的胡謅，而是透過事實進行了驗證。在疫病災難面前，可以醫治疫病的“仙人”自然成了人們頂禮膜拜的物件。於是乎，張角，赤腳醫生與宗教領袖的結合型人物，透過行醫聚攏人心，透過佈道建立隊伍，終於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黃巾起義雖然在當年之內就被*，但它卻摧毀了漢王朝生存下去的最後希望，宗教領袖與農民反抗者們所未盡的事業若干年後將由*他們的軍閥替他們完成。

這場瘟疫對於漢末爭霸的諸侯們來說影響也是巨大的。由於疫災加兵災，司隸、兗州、豫州等原先富庶的“黃金地區”變得人丁凋零、土地荒蕪。曹操在這裡起兵的頭幾年經常招不到足夠的兵員，或是缺乏基本的糧草供給。這客觀上逼迫曹操不能安於現狀，必須不斷擴張進取。曹操最精銳的“青州兵”是從青州徵召和勸降的，曹操的主要糧食供給則有賴於擊破陶謙、袁術後的徐州、淮南等地。但儘管如此，曹操在官渡與袁紹對峙的時候，還遭受著糧食短缺、軍心不振等先天劣勢，直到佔領河北才擺脫了這種尷尬局面。

赤壁之戰，疫病再一次與戰爭攜手同來。而早在周瑜為孫權分析曹操的四大劣勢之時，曹軍“不習水土、必生疾病”就已成為必敗的原因之一。但可惜的是，無論是《三國演義》還是其他有關赤壁之戰的傳說都未能把疫病傳播當作戰爭中的重要問題加以考慮。對戰爭的描寫可謂是《三國演義》的精華之所在，但在羅貫中的筆下，戰爭的勝負被簡單地歸因於天時（是否出師有名，是否符合道德）、地利（天氣因素、地形因素）、人和（主帥的決策、謀臣的智謀、武將的武勇），固然，這樣的邏輯符合小說思維和傳奇規範，但也使紙面上呈現的戰爭過於主觀。那麼，曹軍軍中疫病流行到底對赤壁之戰有怎樣的影響？據我看來，其影響不僅不能被忽視，反而相當重要。以至於赤壁戰後，曹操在給孫權的書信中這樣迴護自己的失敗：“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在文中，瘟疫幾乎成了他戰敗的全部原因。

在電影《赤壁》中，導演吳宇森出於對歷史的尊重，將赤壁之戰中瘟疫的威力在影片中再現。在此基礎之上，他又多走了一步，虛構了一場曹操利用瘟疫製造的“生化戰”。那麼在一千八百年前的東漢末年，深受瘟疫之害的軍閥列強們會不會想到利用瘟疫作為摧毀敵軍的“生化”武器呢？實際上，據漢史學者何新考證，早在漢武帝時期，匈奴人已經知道利用疫病進行“生化戰”。匈奴人在敗退的時候，將大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