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戰曹操。在群臣一片曖昧的勸詞中,魯肅的說辭可謂一針見血。魯肅說:我們這些大臣降曹,仍然不失官位,有車馬隨從,有結交士林的自由,和現在相比沒有什麼損失,但將軍若降曹,和現在相比就大不相同了。須知,魯肅在對外戰略上歷來是溫和派,在之前為孫權策劃“帝王之業”時還坦言曹操“不可卒除”。但當曹操南下,時局緊迫之際,魯肅卻能準確把脈時事,由溫和的“保守黨”轉為激進的“*人物”,這非有大才略、眼光獨到的政治家不能作為的。反觀諸葛亮,全不顧時事已變,始終奉行著隆中對的策略而不加變通,空耗國力不說,在自己的人物誌中也留下了遺憾的一筆,不亦悲乎。
魯肅的功勳為孫權所銘記,而魯肅的過失也同樣令孫權懊惱不已。那就是勸孫權將荊州借給劉備,而留下隱患。史載,赤壁戰後,劉備親自到京口來拜見孫權,“求都督荊州”,這時候群臣中惟有魯肅力勸孫權將荊州暫借給劉備,以共拒曹操。此時的魯肅和孫權明顯低估了劉備,以為他們可以像劉表利用劉備那樣,將劉備作為抵禦曹操的擋箭牌。但此時的劉備已經不甘於久居人下,很快就反客為主,將荊州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入川之後,劉備仍不放鬆對荊州的控制,甚至不惜與孫權反目成仇。這些都讓曾為勸諫大臣的魯肅顏面無光。孫權稱此為魯肅的一大過失不無道理。因為這一錯誤的信任,魯肅之後的兩任都督呂蒙、陸遜都以奪回荊州,彌補魯肅過失為施政首要目標。呂蒙成功奪回了荊州,但卻招致了劉備洶湧而來的復仇之聲,陸遜在夷陵之戰中又成功擊敗了蜀軍,才使荊州最終安全回到了東吳懷抱中,才使魯肅這一過錯得以彌補。只是經過這幾次三番的波折,魯肅當年所致力倡導的孫劉聯盟也永遠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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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幕僚團
讓我們再回到赤壁之戰前的建安十三年冬天,再回到長江北岸的曹操陣營。曹操在拿下荊州不過三個月之後便急不可待地展開了新的征討,志在必得地將江東六郡作為自己新的戰略目標。如今,我們已經很難說曹操的這一軍事行為是出於對荊州積極防禦的需要,還是真的得隴望蜀,意在呑襲江東。但至少,與江東孫權集團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對抗已經遠離了他南征的初衷,體現了曹操在新形勢、新變化之下果斷的戰略決策。當然,在曹操的身後還有一個強大的幕僚團,他們協理決策的作用也同樣不能輕視。而在發兵赤壁的軍事決策中,幕僚團內卻出現了比較大的爭議,反對聲音最強烈的就是曹操的首席謀士賈詡。
賈詡是曹操中後期最器重的謀臣,其傳記與荀彧、荀攸並列,僅位於《諸夏侯曹傳》之後,是曹操智囊團中的領銜者。賈詡在曹營中身份頗為特殊,他出身貧寒,不像荀彧、荀攸等出身名門貴胄;他原是張繡謀士,屬半路變節而來,並非曹操起家時的舊臣,沒有郭嘉、程昱那樣親信。縱使缺乏這些先天優勢,賈詡依然依靠自己的智謀為曹操所重用。曹操賞識賈詡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賈詡曾經輔佐張繡戰勝過他自己。對於一個可以擊敗自己的謀士,曹操有著濃厚的興趣,以至於看到賈詡來降,大喜,握著他的手說:“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是啊,連曾經的敵人都可以用為謀士,天下智士又有誰不會欣然投奔來呢。
官渡之戰時,曹操曾一度處於困境,有點喪失信心,是賈詡及時地分析曹操與袁紹的利弊,鼓勵曹操決心一戰,故有官渡之勝。而當若干年後,曹操南下荊州,一路暢通無阻時,賈詡卻反其道而行之,給曹操潑了一盆冷水。賈詡反對即刻東下平定江東的策略,認為收服荊州後應致力於獎勵將士,安撫百姓,發展生產,這樣不用征討江東自會臣服。曹操沒有聽取,果然戰敗。有趣的是,當撰寫《三國志》的陳壽興致勃勃的地將此勸諫作為賈詡功績的時候,為《三國志》作注引的裴松之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賈詡的勸諫純屬不合時宜:荊州是四戰之地,劉備、孫權都想據為己有,如果固守荊州的話反而會失去戰略主動,曹操東下取吳是明智之舉。至於失敗,只是運氣不好,遭到了南風和疫疾,不能因失敗而否定曹操的平吳策略。應該說,裴松之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對於江東的孫權政權來說,“文服”並非良策,“武伐”才是最佳征服手段。但曹操的失敗也絕非“時運不佳”,其種種原因我們將在後面幾章細數端詳。
是否去打這場仗?對於江東政權來說是一個命運的抉擇,同樣對於曹操來說也是一個選擇。在同一本史書上,我們都能看到兩位史學家截然對立的觀點,那就不難猜測出在赤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