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斌為人狡猾，後來混入解放軍部隊，並且做了官，然而一九五一年瀋陽的一個雨天，程斌打著雨傘在街上行走，一個人為避雨躲到他的雨傘下，結果程斌發現，這個人是一個曾叛變的原抗聯幹部。不知什麼原因，兩個人分別都去舉報了對方，結果正處在肅反的當年，都被槍斃了。

我們知道兇手一向設法消減對罪行和屠殺的記憶，即使如此，他們也無法做到事情好像完全沒有發生一樣。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間，納粹下令從集體公墓將屍體挖出，然後加以焚燒，以消滅所有的證據，我知道在拉丁美洲，所有被謀殺的都成了“失蹤人口”，他們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你找不到控告的證據。但我們不要忘記猶太人對每個失蹤者的記憶，對每個劊子手天涯海角的追捕，我們知道在阿根廷五月廣場的母親，她們豁出命也要找到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她們不相信他們已經“失蹤”，她們寧肯堅信孩子還活著。於是，共同的命運——或者說是死亡——把她們聚集在警察署的接見室裡，法院的大門口，傳說中關押左翼分子的一處處地點……最後，對體制絕望的她們來到了阿根廷象徵性的歷史“O”起點——五月廣場。

每逢星期四，一群帶著白色頭巾的母親，都會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上聚集，並且圍著廣場上一個代表共和國的標誌步行請願。她們這樣做是為了紀念她們失蹤了的孩子，並要求政府把她們失蹤的孩子還給她們。她們的孩子是在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三軍人極權統治的期間被強迫失蹤的。儘管軍人極權統治的時代在一九八三年結束，世人也漸漸忘記黑暗的歷史，但許多失蹤的人至今依然音訊全無。據全國失蹤者委員會的統計，有資料證明在這段其間失蹤的人至少有八千九百人。但據一些非正式的估計，失蹤人士遠在這個數目之上。直到現在，這群母親依舊在五月廣場步行著，因為她們不能忘記每一個失蹤的孩子，不能忘記過去那段黑暗歲月裡失蹤的每一個人。她們表示為了讓世人不要忘記，她們將一直步行下去。

從這些事例來看，我們是愧對楊靖宇將軍的，那些兇手的逍遙，是時代的恥辱，有一天，我會到三道崴子，也許我最好的動作是跪倒在那裡，大放悲聲。

那是委屈麼？像頭受傷的狼在夜裡淒厲地號叫。

結尾：歷史是扎小辮的姑娘麼？

人們以訛傳訛的胡適先生的話，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朝之史，當政者每曲解之，世人遂有“歷史不過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說。歷史的某些真相固然長期遭到遮蔽，但它們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定會有重見天光的那一天。對楊靖宇將軍，為塑造他的形象，遂有自戕一說，對江姐，也有把她當年受過的酷刑夾手指變成釘竹籤子的細節，生動生動矣，但歷史畢竟不能虛構。

楊靖宇殉國那天，保安村農民藺長貴也在三道崴子打柴。“*”隊上山時與他碰了個正著，被扣在山下不準動。楊靖宇的遺體正是他用自己的小爬犁拉著往回走，半道上遇到軍車，才棄掉爬犁將楊靖宇放在汽車上拉回的。藺長貴雖然沒有近距離出現在第一現場，但他當時與“*”隊的人同去同歸接觸不少，知道一些相關情況也是事實。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公家來人訪問，藺長貴就把塑造英雄的話說給公家人及記者們，在三道崴子的擰勁樹那裡：“楊靖宇見只剩最後一顆子彈，高喊：寧死不吃滿洲國的飯！然後自殺身亡。”這樣的細節確實給人的印象太強烈太刺激，然而這不是事實。這遮蔽了真正的兇手，這對將軍是不公的，那些小人沒有付出血的代價，高貴的生命不願意受到侮辱，不願意做異族的亡國奴。不想在卑汙裡受辱而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我們發現，將軍以生命付出的代價卻讓我們發現生命的天平嚴重傾斜嚴重失衡。

那就是真的兇手逃逸了，現場留下的是無盡的悲慨。但歷史的弔詭處太讓人詫異，具有將軍殉國見證意義的那棵“擰勁子”樹在*中被砍掉，“*”期間造反派逼供，把見證人藺長貴抓去，審問他怎麼那麼詳細知道楊司令是在“擰勁子”樹下犧牲的過程？硬逼他承認是出賣將軍的叛徒，藺長貴被逼無奈，夜間偷跑到三道崴子河邊吊死在“擰勁子”樹上。發瘋的造反派，卻視“擰勁子”樹為“不祥之物”，動用斧鋸砍伐了，而今只有在地表上殘存的一截樹樁，橫斷面上的年輪依稀可辨。不知那年輪裡是否還貯有當年的話：怎麼都是這號中國人？

遺言太沉重，我不知道以怎樣的文字接近三道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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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與記憶：趙一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