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的時候，你得儘快把他安葬了，集中力量挑山河埂要緊啊。”下午，趙恆順喊了董老二和趙恒生兩個，帶著五斤米回來，當天連晚就釘個木板盒子，算是棺材，安葬了吳老四。

吳老四死後，東圩全村的人都議論了起來。董莊的董正玉說：“這麼鐵打的漢子，竟然自己尋了死，也是逼上了絕路呢。看這政策的樣子，口糧是要長久配下去的，他現在就是不尋死，遲早也要餓死的。我看哪，政策要是再緊起來，口糧怕會越配越少。他早死了，實在也是少受了罪。今後受罪的人還怕會更多呢。象我們這些人，免不了也要象吳老四那樣——餓得不能過啊！”董正玉是個精明人，對事態能看得透徹。他說了這話後，大家都當心起自己來。總之吳老四的死，東圩人議論紛紛，多是物傷其類，兔死狐悲的感覺。

吳老四留在房東走廊裡的一套挑土工具，因為誰也用不上，只能象是陳列品一樣，供人們觀看了。他用的這把大鐵鍬，一般人拿起它都很費勁，別說用它挖土了；一條桑樹材料做的扁擔，象平常人用的大槓子，誰也甭想用它挑東西；那擔挑土用的夾籃，人們拿它當稻籮還合適，要是用來挑土，就太大了。

安葬了吳老四的第二天下午歇放的時候，工地指揮部又通知民工們集中觀看慰問演出。這次慰問演出的地點，離東圩土塘很近。是在剛挑起來的山河大埂上，把大埂當做現成的舞臺。

這是鄉中心小學組成的文藝宣傳隊前來工地上慰問演出。大堤舞臺的北面，是河心，聚集著上萬的民工。一些稍微上了年紀的人，遠遠的找著安靜的地方坐了下來，文藝隊演出什麼，他們毫不關心。他們咭咭咕咕的中心話題，就是用什麼辦法能搞到吃的東西。小王村的王老三說道：“離這裡不遠的黛湖灘上，有一灘的好野藕，要是能挖一點來，象這樣歇放的時候搞點吃吃，也能少餓些肚子。”東圩村的董老二聽了，心裡豁然開朗：這樁好事情我怎麼就是沒想起來？於是，他在心裡做下了去挖藕的打算。

鼓樂齊鳴的大埂上，演出不一會兒，就蘧然收場了。慰問演出立即變成了鬥爭大會。在一旁想做世外桃園人的年長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會場上。他們聽見鄉黨委書記王一凡說：“在舉國上下肅清反革命份子，鼓足革命幹勁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下，暗藏的反革命份子互相勾結，反對共產黨領導，煽動落後社員，企圖破壞社會主義大好形勢，復辟他們失去的黑暗天下。在肅反運動深入開展的今天，我們鄉又抓到了一個反革命份子。現在，把這個反革命份子押上來，由我們的社員群眾對他進行鬥爭！”他說過以後，兩個民兵推搡著一個十五六歲的毛頭小夥子，把他押到了土臺上來。

隨即上來一位二十四、五歲的漢子，他指著這押上來的毛頭小夥子說：“他叫邢庸，是我們隊裡在縣城讀書被開除回鄉的青年。他在學校與他的反革命老師相勾結，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他的老師被政府在肅反運動中挖了出來，是個歷史反革命份子。他老師手下的反革命小集團也被清查了出來，邢庸就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當中的一員。他被學校開除回家後，對政府一直懷恨在心。”

原來，邢庸的老師周而傑，解放前在國民黨縣政府裡當過文員。在肅反運動中，被清查了出來，打成了歷史反革命份子，今年暑假中就遭到了逮捕。周而傑老師文學水平很好，在他任課的班級上，把幾個愛好文學的學生組織在一起，成立了一個“映山紅”詩詞學會。他被逮捕後，詩詞學會里的學生都受到牽連，成了他的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被開除回家了。邢庸回家後，肅反運動追查到了他的家裡，又叫積極份子們搜查他平時的言談，並且添油加醋，羅列了罪名，把他也要逮捕起來。

這位漢子繼續說道：“邢庸回家後，看到大家都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熱火朝天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他恨得咬牙切齒，在社員們面前多次進行反革命宣傳，他說‘集體生產沒有一家一戶的生產好。集體生產，把大家都栓在一起，活拼死了。’他又說‘糧食三定，實際上是要農民把收到的糧食都交給國家，農民們收了糧食也要餓肚子。’還說‘老做田的，都是出粗力的人，吃定量的四百八十三②，哪能做得動活！’真是反動透頂，一派胡言！解放前，我們勞動人民受壓迫，被剝削，如今當家做主人了，不搞社會主義，難道還要搞單幹戶嗎？糧食三定，是國家對農民生產和用糧的計劃安排，我們農民把糧食交給國家，是光榮的義務；按人口定量配口糧，體現了計劃用糧、節約用糧的好政策，人人都能吃得飽，怎麼會做不動活呢？邢庸簡直是在說瞎話，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