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

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我滿心間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

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裡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值得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只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犟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麼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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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學（2）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標有拼音，讀起來並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臺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麼書？”

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

老師又問：“哪一課？”

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

“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

“有意思。”

“看過幾遍了？”

“兩遍。”

“能講吓來嗎？”

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面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宣告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後，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

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述到哪裡，就講述到哪裡。”

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裡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羨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面“才能”當眾得以顯示，並且被羨慕，並且受到誇獎，他心裡自然充滿驕傲。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靈活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面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著我匱乏的虛榮心。後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志的興趣，先後到我們班聽過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