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是咱們的年節唄！”

是啊，畢竟的，生活都好過些，年節的意義，對大人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所以，我現在也就不太把年當年，把節當節了。正如從來不為自己過生日。便是有所準備地過年過節，多半也是為了兒女高興……

我的小學（1）

我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裡要來一個衛生檢查團到我們學校檢查衛生，班主任老師吩咐兩名同學把守在教室門外，個人衛生不合格的學生，不準進入教室。我是不許進入教室的幾個學生之一。我和兩名把守在教室門外的學生吵了起來，結果他們從教員室請來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著我，冷起臉問：“你為什麼今天還要穿這麼髒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

“洗過了還這麼髒？”老師指點著我衣襟上的汙跡。

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

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

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

我說的是實話。

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我的雙手，說：“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乾淨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髮：“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噁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覆洗過，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乾淨。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願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裡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內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麼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溼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擁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起晚歸去幹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還乾乾淨淨，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會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面捉蝨子呢！”

我認為，對於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教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中的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們的兒女，他們都並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一次。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兩眼湧出淚水，轉身就走。

這一幕卻被語文老師看到了。

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隻手，將我帶到教員室。

她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髮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

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髮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髮用的。我知道她準是取那套理髮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裡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裡感到一點兒尊嚴也沒有。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識地犯了算不得什麼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

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

“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

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

“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

我終於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吁吁。

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

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兒文化將來夠幹什麼用？”

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裡忍受委屈了！”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