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影響著我的人生，決定著我的人生的方方面面是現在的形態，而不是另外的形態。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頻頻回憶，實在是因為我內心裡漸漸充滿了感激。這感激是人間的溫情從前播在一個少年心田的種子。我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那些種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田上生長……

我感激父母給我以生命。我將孝而未來得及更周到地盡孝的年齡，他們先後故去，在我內心造成很大的兩片空白。這是任什麼別的事物都無法填補的空白。這使我那麼哀傷。

我感激我少年記憶中的陳大娘。她常使我覺得自己的少年時期曾有兩位母親。在我們那個大院裡，我們兩家住在最裡邊，是隔壁鄰居。她年輕時就守寡，靠賣冰棒拉扯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長大成人。童年的我甚至沒有陳大娘家和我家是兩戶人家的意識區別。經常的，我闖入她家進門便說：“大娘，我媽不在家，家裡也沒吃的，快，我還要去上學呢！”

於是大娘一聲不響放下手裡的活，掀開鍋蓋說：“喏，就有倆窩窩頭，你吃一個，給正子留一個。”——正子是他的兒子，比我大四五歲，飯量也比我大得多。那正是飢餓的年代。而我卻每每吃得心安理得。

後來我們那個大院被動遷，我們兩家分開了。那時我已是中學生，下午班每提前上學，去大娘家。大娘一看我臉色，便主動說：“又跟你媽賭氣了是不是？準沒在家吃飯！稍等會兒，我給你弄口吃的。”

仍是飢餓的年代。

我照例吃得心安理得。

少不更事，從不曾對大娘說過一個謝字。甚至，心中也從未生出過感激。

有次，在路口看見賣冰棒的大娘受惡青年欺辱，我一條兇猛的狼狗似的撲上去和他們打，咬他們手。我心中當時憤怒到極點，彷彿自己的母親受欺辱……

那便算是感激的另一種方式。也僅那麼一次。

我下鄉後再未見到過陳大娘。

我落戶北京後她已去世。

我寫過一篇小說是《長相憶》——可我多願我表達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說，不是曾為她和力不能抵的惡青年們打架，而是執手當面地告訴她——大娘……

由陳大娘於是自然而然地憶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兒，是我們那條街上頂漂亮的大姑娘。起碼在我眼裡是這樣。我沒姐姐，視她為姐姐。她關愛我，也像關愛一個弟弟。甚至，她談戀愛，去公園幽會，最初幾次也帶上我，充當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於我的人生的意義，在於使我對於女性從小培養起了自認為良好的心態。我一向懷疑“男人越壞，女人越愛”這種男人的邏輯真的有什麼道理。淑琴姐每對少年的我說：“不許學那些專愛在大姑娘面前說下流話的壞小子啊！你要變那樣，我就不喜歡你了！”——男人對女人的終生的態度，據我想來，取決於他能不能有幸在少年時代就得到種種非血緣甚至也非親緣的女人那一種長姐般的有益於感情質地形成的呵護和關愛。以及從她們那兒獲得怎樣的潛移默化的教育。我這個希望自己有姐姐而並沒有的少年，從陳大娘的漂亮的二女兒那兒幸運地都獲得過。似姐非姐的淑琴姐當年使我明白——男人對於女人，有時僅僅心懷愛意是不夠的，而加入幾分敬意是必要的。我對女性的情感形成過程，從小是比較自然飽滿的，也幾乎是完全自由的。這不僅是幸運，何嘗不是幸福？

細細想來，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

她使當年是少年的我對於女性情感呵護和關愛的需要，有了溫馨、美好又健康的獲得。

六二年我的家加入到另一個區另一條街上的另一個大院。一個在五八年由女工們草草建成的大院。房屋的質量極其簡陋。九戶人家中七戶是新鄰居。

那是那一條街上鄰里關係非常和睦的大院。

這一點不唯是少年的我的又一種幸運，也是我家的又一種幸運。鄰里關係的和睦，即或在後來的“文革”時期，也絲毫不曾受外界騷亂的滋擾和破壞。我的家受眾鄰居們幫助多多。尤其在我的哥哥精神分裂以後，倘我的家不是處在那一種和睦的互幫互助的鄰里關係中，日子就不堪設想了。

我永遠感激我家當年的眾鄰居們！

後來，我下鄉了。

我感激我的同班同學楊志松。他現在是《大眾健康》的主編。在班裡他不是和我關係最好的同學，只不過是關係比較好的同學。我們是全班下鄉的第一批。而且這第一批只我二人。我沒帶褥子，與他合鋪一條褥子半年之久。親密的關係是在北大荒建立的。有他和我在一個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