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因素。這種“英雄造時勢”的歷史觀當然是有它的侷限性的，然而大仲馬也正是出於這種原因，常常在他的小說裡著力描寫那些曾經在歷史上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這些人物在他的筆下，一個個都是有血有肉、生動飽滿的藝術形象，其中有法國曆史上最有才幹、也最為專橫的兩位統治者：即“太陽王”路易十四和“歐洲霸主”拿破崙皇帝，還有那幫曾經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朝中顯貴，如黎希留、馬紮蘭、科爾貝、富凱、富歇等等。在法國曆史上，這些人物的確起到過一定的作用，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可以說他們的活動構成了法蘭西曆史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因此，熟悉了這些人物的各種活動，也就可以對他們所生活過的那些歷史時期的基本狀況有個大致的瞭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仲馬歷史小說的認識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在這方面，作者在《雙雄記》中對於霧月政變的描寫便是突出的一例。從法國當時的政治情勢來看，拿破崙策劃並發動的這場霧月政變可以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當時，法國國內的階級矛盾空前激化，保王勢力極端猖撅，資產階級革命後新建立的共和政權有被顛覆的危險，而腐敗無能的督政府又根本無力駕馭這樣一種複雜而又微妙的局面，因此，手握兵權的鐵腕人物拿破崙自然為資產階級所看中，成了局勢的中心人物。恩格斯對此曾經作過極為精闢的分析：“恰巧拿破崙這個科西嘉島人做了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崙這個人，那麼他的角色是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的。”①這就意味著，霧月政變的發動者不管其本人當時抱著什麼樣的野心或企圖，這次政變的本身卻順應了歷史的潮流。正因為如此，旺代的叛亂分子是沒有前途的，不管他們那位“傑出的代表人物”摩岡是怎樣的智勇雙全，對他的保王事業又是何等的赤膽忠心，而歷史則已經作出了結論，他的一切努力只能是枉費心機。誠然，大仲馬本人未必是站在這樣一種歷史的高度來認識這場政變、描寫這場鬥爭的，他的目的也並不是要透過這一殊死的搏鬥來揭示歷史的規律，但是，我們在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卻明顯地感受到了時代脈搏的跳動，看到了那非常歲月裡激盪變幻的政治風雲。

①《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五０七頁。

我們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感受並非偶然，因為，如果說大仲馬在處理歷史題材時常常多少總有點為所欲為的話，那麼他在《雙雄記》裡對於霧月政變的描繪卻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歷史的真實。大仲馬對於這場政變前後的國內外局勢、國內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政變過程中各主要人物的態度和作用以及他們各自的性格特點等等情況可以說十分了解，而且非常熟悉，因此，他把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及其詳細經過不僅描述得準確、生動，而且極有層次。這使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起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米涅所撰寫的《法國革命史》，只要讀一讀這本歷史著述裡對於霧月政變的論述，人們也許就會感到，大仲馬在《雙雄記》裡對於這一重大事件的描繪，其態度顯得格外嚴謹。自然，《雙雄記》不是歷史教科書，大仲馬也不是在寫編年史，他沒有必要、事實上他也沒有僅僅滿足於把政變的始末敘述一番，他的做法是：以拿破崙為中心，全力描繪這位將軍是如何巧妙地制定政變計劃、如何大膽地實施計劃、又如何取得全面的成功的。

米涅在他的《法國革命史》一書裡曾經這樣談到霧月政變日子裡的拿破崙：“他（指拿破崙）表現得莊重、樸實、穩健、冷眼旁觀，他已經有了一種善於用人的長處和一種不自覺的凌駕一切的作風。儘管他不急切，不浮露，卻有一種信心很足的神態，人們可以在他身上看出某種陰險的用心。”。”①我們完全可以說，這一段話就是《雙雄記》裡拿破崙這一藝術形象的基調，大仲馬不是用抽象的論述，而是用人物的動作和語言把這一“基調”生動、完全地表現出來了。在小說裡，我們看到拿破崙對於當前的局勢和自己的舉足輕重的地位瞭若指掌，他胸有成竹，卻又不動聲色，他善於抓住有利的時機，做出準確的判斷，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開始行動，把對手逼進絕境，從而奪取壓倒性的勝利。在《雙雄記》裡，拿破崙的幾個對手，如巴拉斯、戈伊埃等人也並非平庸之輩，他們對於拿破崙的企圖也並非木然無知，而且時時嚴加防範，只不過拿破崙事事棋高一著，在他的鐵拳之下，他們統統顯得不堪一擊。大仲馬是一位堅定的共和主義者，他對於霧月政變的成功顯然是持肯定態度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厭惡和抵制任何專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