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被選為一屆人大委員）。　1955　年3　月21日至31日參加了於北京召開的以清除“高饒集團”為中心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並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書記是董必武，另一副書記劉瀾濤，委員、候補委員共二十一人）。在軍隊開展的這些政治運動中，譚政始終掌握“批判錯誤從嚴，定案、處理時從寬”的原則，儘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當時，也有人反映說他思想右傾，但他還是堅持他的一貫主張：“給一個犯錯誤的同志定性做結論，總還得給他個改正錯誤的機會，不要一棍子打死嘛！”從1955年7　月中旬開始，全軍分批開展了軍隊的肅反運動。譚政對軍隊的肅反工作，既嚴肅又認真。在運動中，他始終遵循黨的方針、政策，既打擊了真正的反黨反革命分子，又保護、挽救了一大批幹部。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譚政在此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才以此為題作為報告。譚政在談到軍隊肅反運動的基本情況時說道：“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運動的全過程中，我們始終遵循中央的指示、方針行事。”在談到運動中出現的偏差時，譚政講道：“只是在某些單位，發生了打人、體罰、逼供、誘供等錯誤，但時間很短，很快便得到糾正。”在談到運動後期的處理與政策時，譚政說道：“在甄別定案處理中有關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對於實際工作中出現的偏向，必須批評糾正。”譚政的報告，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譚政結束了自己的肅反總結報告，信步走下主席臺。譚政在肅反運動中，掌握黨的方針政策，不搞擴大化，給每個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此相關，人們還清楚地記著譚政在參與和直接領導政治運動中，糾正“左”的傾向的另外一些感人肺腑的事例。有一次，譚政下去檢查工作，某省軍區政治部向譚政彙報了該部下屬有一位政工科長，　1947　年偽造了一份入黨志願書和一封黨員介紹信，利用分配到一個新工作單位之機，“混進”了黨的組織。彙報該問題的同志並告訴譚政，這個人的問題已全部調查核實完畢，本人也如實作了交待。現在，他準備將這個人定為混迸黨裡來的政治騙子，作清除出黨的處理。譚聽取彙報後問道：“他入伍後表現如何？”彙報的人回答說：“一貫表現較好，作風正派，能聯絡群眾，工作上有一定成績。”譚政又問：“根據他的一貫表現，你看他是否具備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彙報人回答說：“可以說基本具備。”問明詳細情況後，譚政表示：“我看這個同志，既不能定為混迸黨內的政治騙子，也不能清除出黨。”在座的軍區領導幹部都驚愕了。接著，譚政不緊不慢富有哲理地解釋道：“他當時採取的那種手段混到黨內來，做法上當然是錯誤的。但事實證明，他到黨裡來不是別有用心，想幹壞事，這和政治騙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年他不那樣做，根據他在部隊工作的八九年的表現，也可能早就入黨了。我看還是為他補辦一個人黨手續，幫助他成為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他會為黨繼續努力工作的，對黨有益而無害。”譚政這種以黨的事業為重，一切從大局考慮，歷史地、實際地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一切為了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化消極為積極，對人的處理十分慎重的工作方針，使在場的每個人讚歎不已！後來，　1957　年在反右期間，某軍一領導同志向譚政彙報說，“內定”的師團職幹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標準不好掌握。過後，譚政便派出工作組幫助工作，並對派出的工作組當面交待說：“對劃為右派的複查定案，是件很細緻的工作。對人的問題一定要慎重對待。要注意接受歷史的教訓，打擊面不能太寬。”這樣，工作組透過逐人逐事複查，將原來“內定”的若干名師團職幹部“右派分子”的名單刷下來一大半。譚政又很好地保護了一批黨的軍隊幹部。1956年9　月中下旬。北京西城太平橋大街。政協禮堂。酷暑剛過，金秋已臨。今天，北京西城區太平橋大街新落成的政協禮堂，紅旗招展，衛兵凜然。具有劃時代重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八大”，在這威武雄壯、富麗堂皇的政協禮堂裡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各地一千零二十六名代表，佩帶精製的代表證，代表著全國一千零七十三萬名黨員，洋溢著勝利、喜悅的笑臉，秩序井然地步入會場。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外國共產黨、工人黨的代表，國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應邀出席了會議。整個會場，熱烈莊重，呈現出團結、興旺的活躍氣氛。譚政，這位“七大”時期的中央候補委員，在“七大”後十一年中做出了突出貢獻與成績，今天，也光榮地參加了大會。

在黨的“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