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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圍城部隊為了聯絡感情，與敵“交友”，促其覺悟，縫製了大量“慰問袋”，裡面除裝有宣傳品外，還裝上饅頭（當時長春市內一個饅頭可換一顆金戒指）、烙餅等食物以及生活用品，送到適當的位置上，晚上喊話時通知對方去取。有時則利用老百姓的關係，直接把東西送去。同時，部隊還利用節日，進行送節禮活動。有的部隊在中秋節前，趕製了大量月餅，針對六十軍的情況，在夾帶的宣傳品上寫上打油詩，設法送到“朋友”手裡。詩中寫道：中秋佳節月兒圓，拋下雙親在雲南，投誠起義歸故里，棄暗投明好兒男。

此外，我軍從陣地上拾到不少敵人空投的郵包，其中不少是國民黨軍官家屬寄來的信件，我軍都設法轉送進城。接到禮品、宣傳品和轉送的信件的敵軍官兵“朋友”，不少的給了回信，表示：“一定對得起你們，以後一定過來。”有些圍城分隊，還發展到與蔣軍士兵舉行陣地聯歡的“交友”活動，在敵前沿佈置敵軍士兵俱樂部，插上各種各樣的宣傳旗子，用留聲機向敵軍放思鄉曲，宣傳隊員為他們演唱家鄉小調，說快板，對口唱，對口詞等，以撥動敵軍士兵的思鄉情緒。有的分隊，還設法把敵軍士兵“請”到自己的陣地上來，讓他們敘述國民黨內部的情況，然後我們的戰士講我軍的政策，招待他們吃頓飽飯，再讓他們回去擴大宣傳。一種是利用國民黨家屬等直接做工作。圍城部隊，透過組織城外的群眾、老人、婦女、兒童以及長春城內逃出來的難民，尤其利用國民黨軍官兵家屬和俘虜、投誠過來的官兵等直接做工作，取得很好效果。我軍攻下吉林時，俘虜中有敵六十軍暫二十一師的一個團長的老婆和暫五十二師師長李嵩的弟媳。我軍對她們進行教育後，派人送她們進城。後來，我軍又找到了李嵩弟弟的孩子，也送進城去。這給敵軍內部以很大的影響。李嵩的弟弟感動他說：“共產黨是自古以來最好的仁義之師，蔣介石使我妻離子散，共產黨使我家人團聚。”在軍事鬥爭趨於穩定的情況下，8　月5　日、11日，我圍城部隊又發動了兩次強大的宣傳攻勢。8　月下旬，又開展了政治攻勢突擊周，大打政治仗，人人作宣傳，軍區領導譚政等和圍城指揮所組織了兩次大檢查，利用自己辦的刊物《圍城簡報》推廣瓦解敵軍的先進經驗，使政治攻勢做得形式多樣，有聲有色。透過我圍城部隊在軍區、野戰軍政治部譚政等指導下所採取的豐富多采的瓦解敵軍的強大政治攻勢，城內的敵人，由土雜部隊到正規軍，由士兵到軍官，由徒手到拖槍，由個別士兵到整班整排的出城投誠。我軍在各陣地前沿設立了投誠官兵接待站，在敵工部設立了總接待所，負責安置這些投誠官兵。凡願意留下的，就轉到吉林後方留守處。願意回家的，就發給路費。對一些合適人員，就留下或派遣回去做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從圍困長春開始，到敵六十軍起義前（6　月25日至9　月底），零星和小批逃出城外向我軍投誠的敵軍官兵有近二萬人，約佔守敵總數的五分之一。其中，集體投誠者五十七個整班，十個整排，三個整連，六十軍投誠者三千八百餘人，新七軍投誠者三千七百餘人，土雜部隊投誠者六千二百餘人。投誠者共攜出各種槍支三千二百餘支，還有三門六○炮。①為了在敵軍內部做其上層軍官尤其是六十軍上層軍官的工作，以譚政為主任、以周桓為副主任的軍區、野戰軍政治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國民黨第六十軍原屬雲南滇系。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我黨中央即已著手做滇軍的工作。

1946年4　月，朱德總司令主持召開了在延安學習、工作的雲南籍同志座談會，號召雲南籍的同志到滇軍中從事策反工作，爭取他們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