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他的根據地武昌。黎雖號稱老實人，可是在對他自己有切身利害時，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堅決不肯“兼領”，並極力保舉歐陽武繼任江西都督。

黎既然表示擁護袁，於是乃致電黃興和胡漢民、李烈鈞、柏文蔚等，電雲：

“……元洪與諸公，昔為生死患難之交，今為唇齒輔車之勢，感赴援之厚誼，杯通好之真誠，區區此心，萬不至舍舊謀新，去近圖遠。惟外觀世局，內審國情，但知以國利民福為前提，以保育共和，維持統一為宗旨，不忍南北稍形決遠行，友邦公認，諸公手造民國，永垂無上榮譽，否則內部繭裂，強敵剖分，民國不成，諸公前此勳名，亦將安在？……元洪恃在夙好，敢貢罪言，情盡於斯，尚祈矜察。”

黎雖然向袁遞了降表，可是促成袁、黎結合的，不能不歸功於兩個人，一個是章炳麟，一個是饒漢祥。

刺宋案鬧得下不了臺時，章曾給袁一函，其最後一段是：“誠能決心以去宵小，推誠以待人才，保全倡義之元勳，倚任武昌之夾輔，何不樂為？”這倚任武昌之夾輔，就是強調袁必須和黎合作。以革命時期曾坐過牢，文名滿天下，又有“民國彌衡”綽號的近代國學大師章炳麟，在湖北人心目中，不失為一個偶像，他的言論毫無問題是有極大影響力的，他獨獨垂青於袁，兼及黎氏，這種無形中的宣傳力量，是能夠使人盲從的。

至於饒漢祥，其聲望雖次於章炳麟，但信用較好。他是黎夾袋中重要人物，原籍湖北廣濟，曾以舉人遊福建，辛亥年不得志而歸，住在武昌鬥級營小客棧中，窮得只剩一條寡褲帶，有人向黎推薦，遂成為黎的文膽。民國元年11月，黎任饒為內務司長，但國民黨人不喜歡他，罵他是“癮君子”，他連氣帶嚇，跑回原籍，行前給黎留別信有句：“昨日一朵紅雲，從空中飛下，譬如乞兒得平天冠，幾至驚懼無措。漢祥一念既寒，前緣俱寂，無妄之禍，愚者不取。已星夜束裝歸裡，如有復我者，有如此水！”饒躲在鄉下，黎派員持手書慰問，使饒深感黎的高厚，更把國民黨恨之入骨。民國2年6月19日，黎命饒代理民政長，9月25日改為署理，不料湖北省議會也一致反對，饒又氣返鄉下，又做了一篇“萬緣俱寂，有如此水”的文章。饒鑑於省議會對他不好，他乃想到北京遊宦，他提議本省人不做本省官，袁藉此大為嘉獎，因之饒便更趨向袁了。

民初黎當選副總統時，饒代他擬通電，有：“元洪備位儲貳”一語，後來他任民政長，下車文告有：“漢祥法人也”一語，當時有人以此二語撰成一聯，是：“黎元洪篡克定位，饒漢祥是巴黎人。”

一章一饒，由於他們推波助瀾，使袁、黎的結合，便更為容易。

五十、李烈鈞湖口誓師

袁世凱不能和國民黨共存，可以說是先天就註定了，不必待宋教仁被刺才真相畢露，不過宋教仁案加速了袁和國民黨的對立。

袁對他的大敵國民黨的處理，非常矛盾，他口中不離“亂黨”兩字，同時部署一切軍事計劃要剷除國民黨在南方的一切力量。可是他這時還是一個臨時大總統，由臨時大總統過渡到正式大總統，必須經由國會產生，而國內的多數黨卻正是國民黨，如果解散國民黨或者宣佈國民黨為非法黨團，那麼國會便不足法定人數，正式總統也無法產生。北洋軍系的人主張由軍人共推袁為總統，以顯示軍人力量，袁沒有考慮走這一條路，因為時代不同了，現在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軍國。

對國民黨既然還有些投鼠忌器，因此他對於北京的國民黨員就比較客氣一點；而身在北方虎穴中的國民黨員，也比較有妥協性一點，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袁授意北京總檢察廳票傳國民黨北京支部部長吳景濂到案，質問黃興是不是國民黨的領袖，如果黃的“逆叛”行為與國民黨有關，那麼國民黨就該負起“謀叛”的責任，如果黃的行為與國民黨無關，國民黨就該立刻開除黃興黨籍以明責任，限吳景濂三天內答覆。吳景濂拿這個難題無法解決，很想召開一次北京支部大會來研究處理，可是時間太倉促，這時留京的國民黨員已傷透腦筋，拿這問題來談豈不是更頭痛。會議召開不及，三天限期轉眼即到，吳景濂沒有辦法，只好想出一個應付的辦法，他以個人名義在北京報紙上刊登一段啟事：“黃興除名一案，非經大會不能決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會，因即遵令除名。”

袁系罵黃興是搗亂領袖，其實黃在宋案後一直是主張委曲求全的，對宋案本身言，黃主張純以法律解決，求是非　，講法理。對於袁政府的態度，黃鑑於外交嚴重，各國尚未承認民國，蒙藏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