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國同盟會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電：

“唐總理於（大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間人士不識真相，謠諑繁興，人心頗為搖動。實則唐自就職後，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鬱郁不得志，屢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則因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舉時，唐在南方力薦於總統，請加任命，總統允其請，招王來京。王至而總統又以他故派王赴寧整理軍隊。唐以王既被公舉，又系南產，任為直督可藉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統一之障礙。且在南方與本黨要約在先，更難失信，堅拒不肯副署。適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見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舉不徒擁護共和，尊重信義，服從黨見之點為晚近政客所難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觀之，尤有莫大之關係。民國《約法》採法國制，參議院為最高之機關，而國務院為責任之主體，總統所釋出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須國務院副署。總統雖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權，而主張此項權力必待國務院之副署，始能發生效力，其實權握於國務員之手。總統之地位至鞏固至尊嚴，除非常之事件外，對於參議院不負責任，惟國務員則常立於被指斥彈劾之地位。《約法》既予以重大之責任，則其所以監督之者不可不嚴也。副署之權若可放棄，則國務院不過總統之器械，責任內閣之大義湮矣。唐以主張《約法》上之特權之故，不惜以國務員之地位為保障之代價。吾人聞之當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則委曲求全，繼見事不可為，內斷於衷，決然捨去，斷絕葛藤，態度之嚴正果決，方之東西大政治家實無愧色。或以其身為總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續有關，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將一切事務部署就緒，次日為星期，例得休息。總理雖為國民公僕非比囚徒，不能奪其行動之自由。星期一為國務例會，恐不能到會有礙政務，即電公府呈請病假，於手續並無不合。反對黨吹毛求疵，百計中傷，倘吾黨不察從而和之，適墮奸計，不得不詳為報告。”

（二）同盟會本部7月1日為揭出唐總理野遊原因致駐滬機關部電：

“唐總理自上禮拜六出京後，禮拜一由津來電，請假五日，不知者輒以為過，且謠諑紛興，迄未能已。考此次實因唐總理以種種之障礙，莫能實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決絕，故不得已循各國大臣野遊通例。於十五、十六出遊天津，借請假以為平和之退去，所處得體，無可訾者。今將種種原因揭出，以釋當世之疑。唐總理自身任媾和以來，首以南北統一不分畛城為目的，次以整理現今之財政為最要策，故其結果南軍著著退讓，而孫總統之解職，參議院之北移，黃留守之撤兵銷職，蓋無一不出於開誠佈公，而所約以柏文蔚督山東，王芝祥督直隸者，亦為調和之苦衷。袁總統皆臨時異議，謂南軍曾北伐，不可與相近，乃別思位置，欲強唐總理副署，唐數言之終不之聽，竟將失《約法》上之副權，唐為保持民國計，為保持《約法》計，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財政總長熊希齡罔識外交，喜弄騙計，驕謾不才，稽核條件八款，幾陷民國危亡之地，獨斷獨行，目無總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實行，而反受連帶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內閣本非政黨，政見既不無猜疑嫌忌，難以和衷共濟，而奸狡者且肆其傾軋排擠，此種弊端實非民國幸福，責任內閣遂致徒託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間不察，助以反對者之巧詆，致令是非顛倒，黑白不詳，且有捏造外人書函以誣衊唐者，喪心病狂莫此為甚。如此行為非汙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國全體，吾黨愛中華民國，只求不愧對國民，至於無價值者可不必多與較量也。”

卅七、內閣性質爭議

唐紹儀是民國首屆內閣總理，這時北京的民國政府，一半是承繼前清的舊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來的臨時政府，所以一切零亂無章。其各機關情況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較少，僅加了四個人。陸軍部參謀處容納新軍人最多，湖北一省就來了300多人。財政部僅設籌備處，一律用的舊人，要待南方人來後才分司。內務部一直閉鎖，不過內務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趙秉鈞手中，而內務部實際所管，只有內外城巡警，巡察有巡警廳，人員均照常，所以一切無變化。教育部新舊雜用，分司辦事，最有規模，成立才一個多月，就合升法律、政治、財政三校為法政學堂，調換大學校（清的北京大學堂）校長，以嚴復為校長兼文科學長，王世澂為法科學長，洪鑄為工科學長。司法部總長王寵惠曾出通告，謂南北一視同仁，無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員，南四北五，同時訂立規章，薦任由總長自行徵辟，委任一律考試，但報考者僅九人，因舊日觀念，司法系冷衙門也。最熱鬧的是交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