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洪為蔭之老伯。

五、二月四日洪致應函：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洪自稱）手，面呈總統，閱後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

六、二月廿二日洪致應函：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後勿通電國務院，因智（稱趙秉鈞）已將密本交來，統歸兄一人經理。

七、三月十三日洪致應電：毀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八、三月十四日應致洪“應密”寒電：梁山匪魁四出擾亂（按此係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說指責袁世凱），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

九、三月廿一日應致洪“川密”個電：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

刺宋案破獲得如此迅速，絕非袁世凱所想得到，主要原因由於案子發生在上海，不是在袁勢力下。袁在此以前也使用過好多次政治暗殺，都得心應手，死無對證，除了辛亥年吳祿貞被刺一案前面已經提過而外，洩露在外的還有這麼兩則：

一是在南北和議成立後，革命志士羅明典、吳定安聯名發表告國人書，揭破袁的政治陰謀，不久有人到旅館去拜訪他們，表示敬意，以後便經常請他們吃酒看戲，一連有一星期之久。有一天那人又約了另一個人來，請他們在齊化門外二閘觀水，他們四人分別乘兩部馬車前往，走到城外荒僻地點，那兩個人抽出刀子把羅、吳二人殺害後拋屍而去。吳定安的朋友帥根坤找到了兩人的屍體，即向法院控告，法院置之不理。

另一則是清末年，河南人曾廣福兄弟四人，因為上書攝政王載灃被遞解回籍，民國成立後又因反袁再被遞解回籍，途中遭人暗殺，屍體沒有下落。

上述這類暗殺，因為被殺的人沒有背景和社會地位，所以死了不為人所關心。宋教仁不同了，他是赫赫有名的革命領袖，又是國民黨的領導人，他遭暗殺當然被全國甚至國際上所注意的。

依照前述的刺宋證據看來，袁刺宋不僅事先知道，且與趙秉鈞共同制定了暗殺計劃，透過洪述祖物色到應桂馨。應是個流氓頭子，洪於1月14日發給應一本密碼電本“應密”，令應直接和國務院通電聯絡，後來因為趙太忙，乃派洪述祖到上海和應接頭。洪赴上海接洽畢回到北京，把經過報告袁和趙，袁答應“毀宋酬勳位”，洪電應以後電報由洪轉，不要直接向國務院聯絡，怕國務院人多嘴雜，容易把機密檔案洩漏。洪給應電報中要他作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應提前動手的隱語。

應桂馨和武士英被捕後，在捕房中口供是：

應桂馨又名應夔丞，是“中國共進會的會長”，據應自稱共進會有會員一萬萬人。

武士英山西人，年22歲，曾在雲南當過營長，被裁後流浪來上海。他的供詞中說：“宋案是我一人下手，與應夔丞無關。”

應夔丞在辛亥革命前是青紅幫頭目，武昌起義時，幫會頗有貢獻，其組織改名共進會，自以有功，驕恣跋扈，為害地方，浙督朱瑞要拿辦他，黎元洪為之緩頰。應到湖北後又勾結軍隊，所行不法，黎亦通緝他，他乃投奔蘇督程德全，又曾赴北京商榷改組共進會，遂與洪述祖互相勾結。

洪述祖早年在臺灣胡作非為，臺灣巡撫劉銘傳擬將其正法，辛亥革命時在上海和應夔丞一塊，據說他小有文才，唐紹儀組閣時本有意任命他為內閣秘書長，後來發覺他不正派，才改派魏宸組，洪於是被趙秉鈞延攬為內務部秘書。

由於宋案急轉直下，不僅兇手被捕，而且鐵證如山，足以證明袁世凱、趙秉鈞都是主謀殺宋的人，使得袁、趙非常難堪，不得不做一篇遮蓋文章。這篇文章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篇倒亂千秋的手筆，據說由“智多星”趙秉鈞想出“移屍嫁禍”的妙計。這篇文章是於3月26日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各省，內稱：“據應夔丞23日函稱，上海發現一種監督政府裁判機關，其宣告文內列有宋教仁、梁啟超、袁世凱、趙秉鈞、汪榮寶等罪狀，特先判處宋以死刑，即時執行”云云。趙想以此轉移國人視線，把梁啟超、汪榮寶等風馬牛不相及的人物列為陪客，並且把殺人主使犯也擺在一起，以為這樣就能混淆事實，就能使人相信上海真有這樣一個暗殺組織，這個組織不但要暗殺國民黨領袖，也要暗殺其他政黨領袖，甚至還要暗殺北京政府的首腦。

袁為了表示“壞我棟樑”，乃命工商總長劉揆一以弔喪為名，到上海來疏通黃興。他殺了一個湖南人，卻請出一個湖南人到上海來疏通另一位湖南人。劉揆一也是國民黨，竟為了一個總長地位，不惜替袁作說客，黃興對劉毫不客氣，他弄得很沒趣，回到北京後便向袁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