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不可更僕數矣。今國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於民主政體之下，忽倡君主立憲之異議，今大總統又有予決不為皇帝之表示，綱常之舊說已淪。天澤之正名未定，使斯議漸漬於人心，不獨宗社黨徒，幸心復熾，將不逞之徒，人人鹹存一有天命，任自為之見，試問草澤奸究，保無有妄稱符命，惑眾滋亂者乎？專閫將帥，保無有沉吟觀望，待時而動者乎？召亂速禍，誰為厲階？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為新《約法》創大總統開明專制之特例，治今中國，最為適當。民國憲法，謂宜一踵前規，無所更易。若公等必謂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凱覦競爭之劇烈，則請取幹寶分晉史論及六朝、五代之歷史，博觀而詳究之！憂危之言，不知所擇，幸垂諒焉！”

梁啟超在當時，人們常說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樣可以殺人，梁的政治立場在歷史上評價是有問題的，可是他的文章確是蕩氣迴腸，令人百讀不厭　，尤以《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籌安會和袁稱帝的打擊，不下於蔡鍔領導的護國之役。

原文太長，所以摘錄如下：

“秋霜腹疾，一臥兼旬，感事懷人，百念灰盡，而戶以外甚囂塵上，豗然以國體問題聞。以厭作政談如鄙人者，豈必更有所論列？雖然，獨於茲事有所不容己於言也，乃作斯篇。

吾當下筆之先，有二義當為讀者告：其一，當知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於共和國體非有所偏愛，而於其他國體　，非有所偏惡，鄙人十年來夙所持論，可取之以與今日所論相對勘也；其二、當知鄙人又非如老輩墨守家之齗齗爭朝代，首陽蕨薇，魯連東海，此個人各因其地位而謀所以自處之道則有然，若放眼以觀國家尊榮危亡之所由，則一姓之興替，豈有所擇，先辨此二義，以讀吾文，庶可以無蔽而邇於正鵠也。

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於眾，謂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驟聞者或以此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論家恪守之原則，無可逾越也。蓋國體之為物既非政論家之所當問，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

夫國體本無絕對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實，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憑學理為主奴，而施人為的取捨於其間，寧非天下絕痴妄之事？僅痴妄猶未足為深病也；惟於國體挾一愛憎之見，而以人為的造成事實，以求與其愛憎相應，則禍害之中於國家，將無已時！故鄙人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變更國體之議又復起。此議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觀之，乃起於美國博士古德諾氏一席之談話。古氏曾否有此種主張，其主張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與某英文報記者言，則謂並未嘗有所主張雲）。顧吾竊有惑者　，古氏論中各要點，若對於共和君主之得失為抽象的比較，若論國體須與國情相適，若歷舉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轍，凡此諸義，本極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國中政客如林，學士如鯽，數年之間，並此淺近之理論事實而無所覺識，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國人之口以為重？吾實惑之！若曰此義非外國博士不能發明耶？則其他勿論，即如鄙人者雖學識譾陋，不逮古博士萬一，然博士今茲之大著，直可謂無意中與我十年舊論同其牙慧，特其透闢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

夫孰謂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時。當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殆非復可以商榷之時也。（湖口亂事繼起，正式大總統未就任，列國未承認共和時，或尚有商榷之餘地，然亦僅矣）。當彼之時，公等皆安在？當彼之時，世界學者比較國體得失之理論，豈無一著述足供參考？當彼之時，美、墨各國豈皆太平宴樂，絕無慘狀呈現，以資龜鑑？當彼之時，迂拙愚戇如鄙人者，以羈泊海外之身，憂共和之不適，著論騰書，淚枯血盡（我生平書札不存稿，今無取證，當時要人，誰得吾書者，當自知之。吾當時有詩云：報楚志易得，存吳計恐疏。又云：茲括安可觸，馳恐難復張。又云：讓皇居其所，古訓聊可式。其餘則有數論寄登群報也）。而識時務之俊傑，方日日以促進共和為事，謂共和為治安之極軌，謂共和為中國歷史所固有也。嗚呼！天下重器也，可靜而不可動也，豈其可以翻覆嘗試，廢置如弈棋，謂吾姑且自埋焉，而預計所以自搰之也？夫使共和而誠足以亡國也，則須知當公等興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進共和之日，即為陷中國於萬劫不復之時，諺有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人生幾何，造一次大罪孽，猶以為未足，忍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