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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總統將為應天順人之舉，勳受數十年知遇之恩，自當效命馳驅。惟處置清室，應預為籌議。昔丹朱謂之虞賓，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禮樂，客見天子，以示不臣。我大總統舜禹同符，先後一揆，此後宣統帝及諸太妃如何保全，宗廟如何遷讓，陵寢如何守護，皇室財產及經費如何規定，我大總統霄慮所及，無待勳之嘵嘵，特優待條件載在《約法》……懇將勳所陳提交參政院議決，宣示海內外，使天下萬世曉然於大總統之對清室，無異於舜禹之對唐虞。想參政諸老多先朝舊臣，當能仰體大總統聖德之高深，別無異議，則有清列後在天之靈爽，與隆裕遜位之初心，實憑鑑之。”

袁看了這個電報，讓政事堂回了他一個電報，極力稱讚他“見識遠大”，並保證優待清室的條件決不變更。

袁在東南有一愛將，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可是卻因坐鎮上海，為袁鷹犬，所以成為袁的“東南柱石”，和陳宦之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這人就是上海鎮守使兼上海製造局督辦鄭汝成，是革命黨的眼中釘，4年8月18日鄭曾被刺未中，11月10日鄭汝成赴禮查飯店日領事館茶話會賀昭和天皇加冕，在白渡橋遇刺，被打得滿身都是窟窿而死。袁聞鄭遇刺，大為震動，照上將陣亡例議恤，給治喪費二萬，撥小站營田三千畝給鄭家屬，並在上海和鄭的原籍建立專祠。袁的祭文中有：“功臣化碧，圖弓矢而痛心。……爾鄭汝成才識曠卓，品學優良。……”楊度有輓聯是：“男兒報國爭先死。聖主開基第一功！”後來帝制失敗，有人改這輓聯以諷刺楊；“男兒誤國爭先竄，聖主坍臺第一功！”

鄭汝成被刺竟牽連了馮國璋，日本報紙傳說馮和革命黨人暗通聲氣，原來馮自前次偕梁啟超到北京謁袁後，袁對馮談了一大套不會做皇帝的話，等到馮回到南京後，籌安會和其他帝制把戲一幕一幕地登場，馮大為不滿，認為袁不該玩弄他，不該欺騙他，所以時發牢騷。袁、馮分家的謠言便甚囂塵上，迄日本報紙大加渲染後，馮遂不得不發表一個通電以闢謠：

“國璋自光緒丙午年以一侯選知縣投效新建陸軍，我大總統一見，謬加賞識，即奉派為全軍督操營務處，由於追隨歷廿載。推心置腹，肝膽共見。前清之季，洊擢至副督統。嗣是總師幹，建節榮膺爵賞，無一非出自我大總統之提攜、訓誨……分雖僚屬，誼猶家人，飲水知源，戴山知覺。此以私情言之，國璋之對於我大總統，受恩深重，而實為當世所共見者也。至於中國近歲以來，內亂外憂紛乘環逼，當此存亡絕續之交，欲有扶危定傾之才，舍我大總統其誰與歸！柄璋非但默識於心，即平日與友人談，為部下誥誡，亦莫不謂……當今之世，惟我大總統為中國一人。此以公誼言之，國璋之對於我大總統，為心悅誠服而堪為舉世共信者。夫以心悅誠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謂其忽萌異志，甚至謂其甘心附亂，抑何太悖於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後遇有此等謬說，不屑一一置辯，聞者視為夢囈可也。……”

不過辯誣有時越辯越壞，有時且弄假成真，有時竟化小為大，馮的辯誣便是這一類；袁本來就不放心他，又有這次真假參半的謠言，乃於12月18日調馮為參謀總長，擬以倪嗣沖或張勳繼任蘇督，馮豈不知這是調虎離山之計？他的老朋友——段祺瑞在京受了變相的軟禁就是他的前車之鑑。他老早與段有“亦趨”之約，那時段稱病請假，馮亦稱病請假，段一再續假，馮亦一再續。此病人人有（帝制派當然除外），梁啟超也病了，蔡鍔也病了，徐世昌也病了（參政院院長一席汪大燮代理），此病無以名之，名之曰：“傳染性的政治病”。

帝制運動如火如荼之際，遭遇到一個現實問題，便是何處籌款用為帝制活動。當時財政萬分困難，主要收支都受制於外國銀行，自然不能從國家經費上挪用。正在巧婦難為無米炊時，有人向袁克定獻議，動鴉片煙腦筋，這時正是江蘇、江西、廣東三省私煙猖撅，內務總長朱啟鈐和稅務處督辦梁士詒報請袁遴派專人馳赴蘇、贛、粵三省辦理查禁事宜，袁乃派袁克定推薦的蔡乃煌為三省禁菸特派員。蔡出任這個職務是有暗盤的，他向袁克定保證籌款300萬為帝制運動費，這個暗盤經由財政總長周學熙擔保，所以才有這道人事命令。

原來民國成立後，各省禁菸已有成績，民國2年印度煙土停止運入中國的，已有十餘省，根據光緒卅三年中英互訂禁菸條約規定，自民國3年起，印度不賣有印花之印煙於中國，所以民國3年能運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