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來秘密接洽川湘兩省共同出兵援鄂的問題，因為四川也和湖南一樣，內部有矛盾，需要向外發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長沙後，“援鄂”的努力又邁進了一大步。

趙恆惕在猶豫中，有人向趙提出三策，第一是將夏鬥寅的鄂軍團（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軍石星川的殘部，實力僅六七百人），改編為“湖北自治軍”，暗中卻令大量湘軍改裝加入，以充實這支部隊，然後宣佈“鄂軍回鄂”，湖南則佯裝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實，第二是派人疏通吳佩孚，如果吳能中立，就可以大膽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國民黨人保證，如果湘軍出兵武漢，北伐軍一定會改道江西而不透過湖南。

這是一個極難決定的政策——援鄂抑援桂？趙本認為援桂重於援鄂，他於10年7月1日在長沙主持軍事會議，這個會議上透過了“出兵援桂”的決定，派衡陽鎮守使謝國光為“援桂總指揮”。

湘軍援桂引起了吳佩孚的不滿，吳認為湖南驅逐張敬堯時，桂系是支援湘軍的，不止如此，在此以前桂系也支援湘軍驅逐湯薌銘和傅良佐，而且湘桂還有聯防條約，如今桂系窮途末路，湖南反而壓迫廣西，太不夠朋友了。吳雖有此不滿，可是他正在調兵入陝，所以沒有餘力過問西南的糾紛。

湘軍“援桂”前，曾宣稱準備以武力驅逐滇軍出境，向王佔元請求協助軍餉軍火。王佔元認為滇軍在湘西，也威脅鄂西，為了利害，所以願予協助，但是又因李書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動湘軍“援鄂”，不能無所顧慮，要趙表明態度，才能決定是否支援。趙當即覆電否認湘軍準備“援鄂”，同時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電報叫王佔元信任胡南，切勿輕聽謠言，因此王佔元便派參謀餘範傳（就是湘鄂聯防條約的經手人）攜帶子彈100箱，步槍2000支，軍米2000石，現洋20萬贈予湘軍。

湖南方面收到湖北的軍餉、軍械、軍火支援後不久，即出兵“援桂”。湖南的行動頗引起湖北王佔元的驚訝，不過王認為既然湘軍已出動“援桂”了，自然不會再回師“援鄂”，為了加強對湖南的友好，於是在7月4日又贈予湘軍子彈60萬發。

湘軍高階將領宋鶴庚、魯滌平等認為湘軍“援桂”不能解決湘軍軍餉和軍火的困難，不是一條出路，所以繼續鼓吹“援鄂”。趙恆惕便找了一個曾做過吳佩孚副官，後來由吳的介紹在湖南擔任鐵道警備司令的葛豪，研究吳對湘軍“援鄂”會採取什麼態度。葛認為王佔元與吳的關係日益疏遠，吳不會拔刀相助，趙於是派葛到洛陽去見吳，探求吳的態度。葛去後沒有迴音，趙又派趙冕、蕭光禮等攜帶具體方案前往接洽。趙冕等到了洛陽，見吳忙得不可開交，簡直找不到單獨談話的機會，等了幾天沒有下文，蕭光禮便先回長沙來，這時主張“援鄂”的宋鶴庚、魯滌平等搶先一步把蕭找來，叫他用假情報回報“老總”（當時大家對趙的尊稱），只說吳不反對湘軍“援鄂”，但因為和王佔元同屬直系，不便公開贊成，只能預設。

湖北方面如何呢？王佔元早於4月25日到了天津參加了曹銀、張作霖、靳雲鵬和王佔元的四巨頭會議，在這次會議中，王佔元雖然只是敬陪末座，無足輕重，可是他已躋身北洋巨頭之林，所以也顧盼自雄了。他從北方回武漢時，路過鄭州，鄭州車站上有第三師的學兵隊在車站列隊恭迎他，他目睹這些小夥子都是精神飽滿，雄赳赳氣昂昂，且在傾盆大雨下整齊嚴肅，面不改色，大為感動，因此回到漢口下車時，對列隊歡迎他的大員們一疊聲地說：“嘿！人家是什麼軍隊，咱們是什麼軍隊！”他受了這個刺激，回到湖北後，就決心裁汰老弱，整頓軍隊。

怎料6月4日，就是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兵變，變兵除了對本國人民大燒大殺大搶而外，還侵犯了外國商店，惹起了外交交涉。6月8日，英、美、法三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嚴厲的質問，隨後又提出賠償僑民損失和勸告中國裁兵的覺書。義大利公使竟提出組織各國聯軍開往各通商口岸保護外僑的建議。宜昌各國僑民公然提出在宜昌開闢租界，宜昌周圍30裡不得駐兵的條件。尤其驚人的是，川軍旅長鬍濟舟建議派兵進駐宜昌，劃宜昌為四川的轄市，以避免國際共管。

6月7日，武昌又發生兵變，和宜昌一樣大燒、大搶、大掠、大殺，武昌官錢局和造幣廠在被搶以後又被放火焚燒。武昌為督軍駐節的所在地，而變兵又是王佔元的直轄軍隊，使得王佔元為之無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變兵第二師第七團全團官兵1832人準其退伍，欠餉一次發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