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大勢一變，必悔今日準備之不早，遷延之誤事也。目前粵軍唯一之方針，乃在從速援桂，向外發展，則內部之團結即可堅強，廣東之根據，即可鞏固。激進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遲緩一日，即增一日之損失，如果能迅速出發，雖擲數十百萬金之餉彈亦不足惜！奈何不計其大，而務其細，不謀其遠，而圖其近也？”

軍閥只計近利，只顧目前，陳炯明之於粵軍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粵軍原來戍守粵閩邊境，他並沒有奢想能夠回到廣州，迨回廣州後，一切都很舒適，自不願輕舉妄動，勞師遠征。所以援桂也好，北伐也好，陳明炯都聽不進去，要他派兵、助餉、出械他都捨不得。其實如果陳炯明肯服從孫中山，使粵軍成為革命的基本武力，再進而融湘軍、滇軍、川軍、黔軍、桂軍於一爐，則北伐統一的局面會早在民國10年前後就出現了，中國歷史也要完全改變。可惜陳炯明計不及此。

當孫中山接收廣州的軍政府後，曾下令通緝岑春煊、陸榮廷、莫榮新、楊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將領多人，並擬乘勝進攻廣西，以消滅桂系的殘餘力量，統一粵桂進而聯合西南。但是對廣西用兵勢必要取得陳炯明的支援，陳炯明則是一千個不肯。他當然不願意自己出馬，率軍攻桂，因為一離開廣東，就怕廣東為他人取得，這是得不償失的。

孫中山第二個打算是修改政府組織，正式選舉總統，可是這個計劃在西南各省都受到阻力，因此孫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主席總裁的名義上加一個“大元帥”頭銜，由自己帶兵去打廣西。可是陳炯明也不贊成，他怕這樣一來，孫將帶走一部分粵軍，而軍費軍火還是要靠廣東負擔，對陳也是有害而無利，因此他亦加以阻撓。

陳為自身打算，傾向聯省自治，反對選舉總統，反對戰爭。其部下葉舉、洪兆麟等和議員諸輔成派聯合起來，甚至以軍隊不穩訊息相要挾。他們的理論是西南各省已樹自治旗幟，“護法”二字已經不足以號召，何況舊國會議員在廣東的，僅200餘人，也距離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甚遠，不如首先鞏固廣東省自治，再徐圖團結西南，共抗直系。

陳炯明私心只在割據廣東，表面上美其言曰保境息民，實際則在與鄰省聯防自保，充實私人勢力，進則把持國事，退則盤據廣東。

孫中山曾和陳炯明懇切密談，他勸陳認清環境，眼光放遠，以一個人作比喻，如果心肝五臟都已潰爛，則四肢怎會完好？一個國家如果糜爛，廣東一隅豈能保全？至於保境則需依賴軍隊，養兵以保境則財困民疲，所謂息民豈不是空談。息民做不到更遑論建設？不能建設，廣東一省如何進步？不能進步則是固步自封。所以今天大家應該把眼光放遠。從大處著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孫苦口婆心說服陳炯明，然而言之懇切，而陳炯明則聽而不聞，置之不理。正如他對唐繼堯說的：“中山只是一個大炮”。他有這種觀念，孫縱有金玉良言他也聽不進了。

孫中山對陳炯明不合作不聽命的態度，非常忿怒，忍無可忍，打算削減其軍權，或是免除其省長兼職，使其不能繼續掌握財權（當時財權在財政廳，受省長管轄，財政總長則有職而無權）。或者解除其陸軍總長兼職而以唐繼堯繼任，可是汪兆銘等勸孫中山投鼠忌器，怕鬧得下不了臺反而撕破了臉。

孫中山在10年元旦慶典上，就在對軍政府同仁訓話時，表示護法不能解決問題，希望國會在廣東組織政府，對國際間明白昭示，必需北伐以統一中國。因為北京政府既不合法，又不孚民望。

孫的主張傳出後，海外華僑、社會賢達、國民黨支部都紛紛電請，孫從速選舉總統。陳炯明卻禁止登載有關贊成選舉總統問題的任何報導。

這時，北京政府對國際間強調南方已沒有軍政府，全國已經統一，因此向四國銀行團洽商大借款。

孫中山認為時機迫切，亟應把握時間，免得國際間真的進一步和北京政府勾結，今後革命事業就更加困難了，所以於10年4月4日宴請在廣州的國會議員，正式要求國會從速選舉總統，如果國會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

4月7日在廣州的國會非常會議參眾兩院聯合舉行會

議，議員出席220餘人，由參議院議長林森主持，首先透過了高鎮圭改開非常會議的動議，在非常會議中，討論周震麟所提的“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接著丁蹇動議續開二讀會，照組織大綱原案七條透過。

4月10日廣州非常國會依大綱第二條選舉大總統，除廢票一張和投陳炯明的三票外，孫中山以218票當選非常大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