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段祺瑞的內外環境都很不利，他曾向徐請辭參戰督辦，徐又不敢貿然答應。3月6日時局的關鍵人物吳佩孚致電南方總代表唐紹儀，他指出和會破裂是由於某派（指安福系）作梗，東海（徐世昌）受困，威信不行，切望共謀良策，破除障礙，以維和局。

江蘇督軍李純擬定了五項具體辦法望各方立即施行，俾早日恢復和談，且據此於2月6日通電全國，電雲：

“萬急。北京國務院、各部院、廣州軍府各總裁、保定曹經略使、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海陸軍各司令、南京朱總代表暨代表諸公、上海唐總代表暨代表諸公、永州譚組庵兩先生、衡州吳將軍均鑑：近月以來，和平空氣，佈滿全國，因善後之解決，有會議之盛舉。既經中央復準，各方贊同，雙方各推總代表，亦均先後分蒞寧滬。惟以中央頒佈停戰罷兵令，廣東軍府亦通令停戰罷兵，各省雖皆奉行，而陝、閩、鄂西等處，尚有糾葛。經多次之協商，定簡捷之辦法：（一）陝、閩、鄂西雙方，一律嚴令實行停戰。（二）援閩援陝軍隊，即停止前進，擔任後方剿匪任務，嗣後不再增援。（三）閩省、鄂西、陝南，由雙方將領，直接商定停戰區域辦法，簽字後各呈報備案。（四）陝西省內部由雙方總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員，前往監視區分。（五）劃定區域，各擔任剿匪衛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國人共棄之。以上五條，均陳奉中央允准，電得廣州軍政府同意，即日雙方通令，按照實行。所有陝閩等問題，指日解決，會議即可進行，知關塵念，特此布聞！”

北方總代表朱啟鈐也以私函給在陝閩的陳樹藩和于右任，勸兩邊停戰，以促成和談重開。

北京政府既不能戰，又不能和，3月30日下令勸告和會重開，措詞雖極審慎，南方代表為之大譁：“議和豈能以命令列之？”北京政府又想與西南實力派的陸榮廷、唐繼堯單獨媾和，當然也不能成為事實。外交團頻頻向徐催促續開和會，徐痛苦地說：“我一個人想和，和得了嗎？”

自3月25日起，上海和會派赴西安監督停戰的張瑞璣，由西安來電，報告陝西停戰劃界業已實現。張瑞璣是山西人，在陝西住過很久，是舊國會議員。此次出任陝西停戰監督專員，是由南方代表所建議，他於3月12日從上海動身，22日抵達西安。抵西安後被陳樹藩所收買，竭力為陳辯護，說陳未進攻陝西的靖國軍，因此引起了南方代表的嚴重不滿。

由於李純的敦促恢復和談，張瑞璣的陝西已經停戰的電報4月1日到達上海，遂使和談談話會於4月7日恢復，從停開到恢復已過了37天。4月9日恢復正式會議。

和談正式恢復後，南北雙方代表都同意一項意見，為了避免來自各省人民團體的干預，南北雙方代表相約不公佈會議的內容。於是上海和談變成了“扃門會議”。

南北雙方代表同時決定把雙方所要提出的問題，完全提出來，逐一謀求解決途徑。

南方的條件是：取消中日軍事協定，裁撤參戰機構及其所屬部隊，停止繼續支用參戰借款，國會自由行使職權，善後借款南北分用，軍政府所頒法令均應認為有效，湖南、陝西兩省的善後問題。

北方的條件是：全國裁軍方案“全國兵額規定為50師”，軍民分治，地方自治，發展國民經濟，進行善後借款。

國會問題是雙方爭論的焦點，南方標榜護法，廣州軍政府的政務會議確定“堅持維持法治”的最高原則，如果不恢復被非法解散的國會，南方的護法豈不變成空談，如何能向國人交代，所以解散安福國會是在法統上必爭的問題。可是安福國會已經不是段祺瑞一系的工具，也是徐世昌取得總統的法律根據，如果取消了安福國會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總統地位，所以儘管徐段之間對和談有距離，有矛盾，可是在維持安福國會問題上，態度是一致的。當北方總代表朱啟鈐啟程南下時，曾謁徐請示哪些條件可以接受和讓步。徐答：“除了國會問題外，一切問題都可讓步。”所以從表面上看，法統和法治問題是和談的焦點。

不過，當時的南北雙方都不重視“法”，南北軍人所真正爭的，還是權利、地盤、財富。所以國會問題並不真是和談致命的焦點。因此李純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把民國6年國會被解散以前的憲法會議恢復，由舊國會議員在南京召開憲法會議的三讀會，完成制憲過程，並且透過追認徐世昌為總統，然後公佈憲法，解散南北兩國會，根據憲法規定的國會組織法與國會議員選舉法，進行選舉，召集新國會。李純的方案獲得徐世昌的同意。這方案情理法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