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著上將禮服參加。且擬請政府頒授只有大總統才有的殊榮“大勳位”給段，因陸徵祥講了一句：“中國未出兵而頒殊勳榮典，恐貽笑外人。”這才打消此意。戊午同袍社表面上是團結北洋，實際上是擁護段復組內閣。

由於和平聲勢太大，主戰派不敢直接反對和平，只是重複段的原則：反對對等和平，反對取消安福國會。倪嗣沖說：“取消國會麼？咱們的大總統就是由新國會選出來的，取消國會豈不就是取消大總統嗎！”

南方滇桂兩系和國民黨一部分人士都迫切希望和平，可是他們希望的當然是對等議和，這是南北和談的先決條件。南方議和總代表原定岑春煊，後來因岑當選了七總裁中的主席總裁，所以議和代表改推甫由日本回國的唐紹儀擔任。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轉變，辛亥革命後，唐就擔任南北議和的總代表，可是那時他卻是北方的總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詒都是老朋友。尤其是梁士詒，他是最早提拔和賞識梁的人，由他代表南京，比較容易和北方談。

11月20日，徐世昌致唐紹儀一電，把不久前馮段相爭，最後相約下野，請他出來收拾時局的經過和盤托出，希望唐竭力促進南北和平。唐回電強調南北必需對等議和，代表人數必需相等，談判必需公開。唐的回電中，稱徐為“菊人兄”，徐接唐電，賭氣不理他，乃要錢能訓代為回電，唐接錢電大為不滿，認為徐在擺偽總統的臭架子，不念老朋友交情。

和談問題的先決條件，是參加人數和地點。段派認為北方是正統，所以和談應以北方為主體。代表人數北方要多，地點也由北方決定。南方則認為要談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談。

徐世昌和錢能訓在段派的壓力下，不得不力圖避去對等講和的形式，蘇督李純主張和談地點在南京，徐錢即以此向南方提出，同時主張會議的名稱不叫南北和會而叫善後會議。

李純則建議稱為南京和平善後會議。

代理國務總理錢能訓經常與南方岑春煊、陸榮廷兩人互通電報，彼此互稱先生。南方軍政府也承認錢內閣是北方的事實內閣。不過西南也有反對和平妥協的一派，國民黨元老譚人鳳就在漳州發出一個激烈反對的電報，同時有人在廣州組織護法聯合會，反對桂系包辦和議。

11月23日岑春煊致電熊希齡，反對避去對等議和的形式。30日岑春煊等軍政府七總裁聯名致徐世昌電中，主張在上海租界內舉行南北對等的和平會議。理由是：和談應該在中立地帶，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實的中立地帶，舉行和議，可以避免來自各方的政治壓力。錢又代表徐覆電說：南京和上海同為國家領土，在國家領土上談不到有中立地帶，故仍以南京為和議地點為宜。不過和議代表雙方可各佔十人。至於對等議和的形式也難接受，辛亥年南北有兩個不同的國體，現在則不然，所以不能相提並論。12月5日徐回答七總裁說，他對於會議的有關問題全沒有成見，已交由國務院研究答覆。

12月24日，唐繼堯建議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舉行南北和談，雙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數，南方代表人選由軍政府主持選派，北方代表人選由徐菊老主持選派。

北方對和談問題步調和態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錢能訓之所以堅持在南京開會，以及不用南北會議的名稱，是力求避免主戰派有所藉口，而不利於和議的進行。

至於北方議和的總代表，徐世昌本屬意於梁士詒，曹錕一系的人堅決反對，後來又屬意於李純，皖系也堅決反對。皖系希望以北京為開會地點，以安福系首領王揖唐為總代表，這當然離題太遠了，王揖唐是安福國會的議長，以他為議和總代表，就是表示北京拒絕討論國會問題的一種姿態。

這時還有一種折衷的意見，是建議以漢口為議和地點。

奔走和談的人愈來愈多，連復辟的禍首康有為也發出文電，呼：“菊人總統兄”，“幹臣（錢的字）同年兄。”

梁士詒在香港未北返時，曾和唐紹儀晤談，當時也曾談到北方議和總代表的人選，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擔任，則以朱啟鈐為宜。因此北方最後決定以朱啟鈐為議和總代表。

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國公使一同到總統府提出和平勸告的正式檔案，同時另一副本訓令五國駐廣州領事，向軍政府投送。

五國勸告給徐世昌一個強有力的支援，在北方可以嚇阻主戰派的反對，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12月3日，就是五國勸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張懷芝、王佔元、倪嗣沖、孟恩遠以及全體閣員到總統府開特別會